女孩们总是很高兴见到他，她们的母亲奥尔加会照料他。“索索，如果你想休息，”奥尔加说，“你可以去床上躺着。在沙发上可睡不安稳……”我们可以从安娜回忆录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索索和奥尔加的关系还没断。两人至少拥有同样的信念。当他要离开她们家时，他会对奥尔加说：“跟我一起走。”奥尔加“不会问任何问题。她穿上大衣，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他们坐上一辆马车，告诉车夫去哪里。在途中，斯大林会让马车停下来，让奥尔加下车。他肯定是在摆脱警察的盯梢。而后，斯大林会独自前往目的地”。
有一次，斯大林邀请奥尔加一起去马林斯基剧院：“快点，奥尔加，我们这就去剧院吧——我们还赶得上开场表演。”可是，就在表演即将开始时，斯大林突然说：“我真的很想看这出戏，但我不能。”说着，他便离开了。奥尔加只好独自一人前往，因为她要替他把一封信送到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个包厢里。
1912年10月25日，6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六位孟什维克党员被推举为国家杜马代表——这个结果并不坏。卡尔洛·奇赫伊泽——斯大林于1901年在巴统得罪过的孟什维克党人——成为了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主席，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成为了他的副手。“布尔什维克六人组”中竟有两人是奥克瑞纳的间谍，阴谋者的成功可见一斑。由此，奥克瑞纳进入了列宁的核心小团体。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倡导和孟什维克党和解。布尔什维克党本打算在杜马会址外策动一次示威，但孟什维克党想说服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这引起了列宁的警觉，他写了好多文章抨击斯大林的调解策略。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压下了列宁的47篇文章，没让它们发表。在克拉科夫的列宁召唤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六人组”前来。“六人组”成员之一回忆：“斯大林同志立即命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前往国外和列宁见面。”
10月28日，密探发现斯大林造访了他的朋友卡夫塔拉泽。两人前往革命党人最喜欢的餐厅费多罗夫餐厅用餐，密探继续跟随。可是，在晚餐结束后，他们发现索索已经消失了。他们对他展开搜捕，可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列宁命令另一个思想解放而又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瓦伦蒂娜·洛波娃陪同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她又委派列宁的“外事专员”、秘密调停人亚历山大·舒特曼“以最快的速度和绝对的保密”将斯大林带往克拉科夫，“这是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在瓦伦蒂娜的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舒特曼婉转地说，“他以伊朗公民身份住进了一个宾馆，他的口袋里有合法的伊朗护照”。
舒特曼向两人介绍了前往克拉科夫的路径——如果取道向南途经图尔库，沿路会风险连连，如果徒步穿越哈帕兰达的瑞典边境，虽然旅途更加漫长，却更为安全。斯大林选择了图尔库。紧接着，斯大林便和瓦伦蒂娜·洛波娃动身了。他们藏身在一辆马车内，被偷送出了圣彼得堡。然后，他们在勒瓦索沃火车站用俄国护照登上了火车，前往芬兰。在抵达芬兰之后，艾诺·拉吉亚——此人之后成为列宁的保镖——把芬兰护照交给了他们，并护送他们在图尔库登上蒸汽船。“两个警察检查了他们的护照……虽然斯大林同志一点都不像芬兰人，但他们依然顺利无碍地登上了船。”斯大林和瓦伦蒂娜乘坐轮船穿越波罗的海，来到德国。
索索和瓦伦蒂娜的关系到底如何，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代号“维拉同志”的瓦伦蒂娜是个大美人，她嫁给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此人却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充斥着大量叛徒，根本理不清楚。我们无从确定她是否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双重间谍，但列宁给予她完全的信任。舒特曼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索索（持有伊朗护照，名字不确定）和瓦伦蒂娜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他们先是到了赫尔辛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舍。那时正值“夏末”，有可能是9月份，当时斯大林刚刚从纳雷姆逃出来。舒特曼暗示两人在一起了。1912年9月，当两人踏上横跨千里的征程时，他们显然已是一对情侣。这种事情在共同执行危险任务的同志之间时有发生。在此之后，瓦伦蒂娜的丈夫被发现是叛徒，并被处决了，此事肯定加剧了斯大林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妻子的不信任。[2]
这对人儿乘坐火车抵达加利西亚省的克拉科夫。当时的加利西亚被两位君王联合统治着，一边是哈布斯堡皇帝，一边则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列宁喜欢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的省会是个古老的波兰城市，皇家城堡里陈列着波兰皇族的石棺，雅盖隆大学正是于1364年在此建立的。
当时，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住在卢博米尔斯基道49号。同屋的还有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他的妻子、儿子斯捷潘。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外事部，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秘书一职。克拉科夫政派斗争严重，这让列宁想到了家乡。“不像巴黎或瑞士，”克鲁普斯卡娅说，“这座城市和俄国的联系很紧密。”在该城15万居民中，有4000名来自俄国的流放者，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伊里奇（列宁）特别喜欢克拉科夫。它几乎是座俄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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