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布哈林处得不错。此后，斯大林在流放时给他写过信。这是两人携手的开端，他们将一直合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索索对布哈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他既爱慕他，又嫉妒他。这段始于维也纳的友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颗射向布哈林脑袋的子弹告终。
“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首都中……我正在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坐着喝茶，”其时也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回忆道，“突然，我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消瘦……灰棕色的皮肤上满是痘疮……他的眼里没有一丝好意。”斯大林走了进来，坐在茶炊边上，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正如他默默地来。“他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让我感到压抑。或许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其上蒙了一层阴影。”
当时的斯大林已对托洛茨基十分厌恶，说他是一个“假惺惺而又爱嚷嚷的人，就像个虚张声势的拳击手，但身上的肌肉都是假的”。他从未改变过对托洛茨基的印象。而托洛茨基则从斯大林黄褐色的眼珠里感受到了寒意。他说，它们散发着“恶意的光芒”。
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开阔了斯大林的眼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欧洲文明。他住的房间面向街道，他“终日在其中工作”。他会在黄昏时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去美泉宫公园散步。有些时候，他会在晚餐时聊起自己的过去。他会想念拉多·克茨霍韦利，说起他在监狱中被枪毙的往事。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你好，我的朋友，”他给已回到圣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道，“我还住在维也纳，写着那些无用的垃圾文章。期待和你再见。”但他渐渐适应了起来。“刚开始时，他很拘谨，喜欢独处，”奥尔加·韦朗说，“但渐渐地，他放松下来，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上流阶级的做派，他并不感到厌恶。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很喜欢特罗扬诺夫斯基。
他们家的女儿加丽娜·特罗扬诺夫斯卡娅和斯大林相处得甚好。“她喜欢和成年人待在一起”，斯大林陪她玩耍，答应她给她带“像山一样高的高加索绿色巧克力”。当她不相信他的话时，他总会“开怀大笑”。不过，她也经常开他玩笑——“你怎么老说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她抱怨道。斯大林会从美泉宫公园给她买糖果吃。有一次，斯大林和埃琳娜打赌，如果两人同时叫加丽娜，她肯定先去找他要糖果。他们付诸实践。结果，加丽娜真的跑向了斯大林——这恰好证明了斯大林对人性的洞悉。[5]
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要回了文章的第一稿。他说他要修改它，继而询问道：“《真理报》怎么样了？你的派系怎么样了？组织有何新情况？……你的瓦西里。”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他重写了那篇文章。[6]
列宁正在克拉科夫等他。叛徒正在圣彼得堡潜伏。
* * *
[1] 194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
[2]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加里宁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因为他当时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布尔什维克党一边被处在核心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出卖，一边怀疑一个完全无辜的同志。
[3] 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美泉宫招待所”的旅舍。令人称奇的是，这幢楼前自1949年以来便保留着一块蓝色纪念牌匾。上面写着：J．V．斯大林于1913年1月留宿于此。他在这里写了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4] 约瑟普·布罗兹，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也在维也纳，那时的他是一名机械师。
[5] 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埃琳娜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也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然后埃琳娜和叛徒马林诺夫斯基相好（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说）。接着，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权势人物尼古拉·克雷连科。克雷连科是列宁第一届政府的要员，之后成为红军元帅，接着任职联邦检察长，并最终成为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不过，他依然在“大清洗”中遭到枪杀。幸运的是，克雷连科于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了埃琳娜，这反而让埃琳娜在“大清洗”期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埃琳娜长期默默地在档案馆工作，直到1953年自然死亡。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加丽娜同样也嫁给了一位布尔什维克巨头。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此人不但酗酒，还生性放荡，经常虐待加丽娜。斯大林曾说，如果他知道古比雪夫是这样一个好喝花酒的人，他肯定会介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古比雪夫于1935年因酗酒过度去世，这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保姆奥尔加·韦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她很早就退休了，并活到了晚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的命运（虽然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则与众不同。详情参见尾声。
[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最著名的文章，斯大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修改它。当时，奥利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被列宁称作“党内的奥利地联邦”的理论，而这篇文章便是对此理论的反驳。列宁总是更加讲求实用主义而又具有远见，当然，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他担心鼓吹文化自治甚至民族分裂的犹太联邦派或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会造成党乃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乱局。他需要一种民族理论，它既应诺各民族自治，亦赋予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种表象，二者皆不会实现。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犹太问题上，斯大林问道：“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他攻击“奥匈马克思主义”和支持民族自治的人，却又说接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自治”。文章赋予各民族以（理论上的）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这篇文章的辞藻并不华丽，但它构思精巧，乃至于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建构苏联的理论基石。这篇文章至今仍富有意义，因为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了独立共和国，但它们并非是像车臣那样的自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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