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在集会[1]和发表演讲，”莫洛托夫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组织集会选举苏维埃。所有事物皆被颠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头上，穿着花里胡哨的制服；女人们却借来了军帽和枪。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里放纵起来。奥兰多·费吉斯回忆：“在狂喜的大街上，人们公开地接吻、抚摸，乃至做爱。”
斯大林和维拉径直奔向权力中心。“我们边走边聊，斯大林同志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了陶里达宫。”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艾伦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莫洛托夫、维拉·施韦策、斯坦索娃和俄国局的其他同志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俄罗斯曾经是个帝国”，但“她接下来将成为什么呢”？杜马代表瓦西里·舒尔钦说，当时正在陶里达宫运作的那个政治体制“既不是共和国制，也不是君主制——是个无从命名的政体”。温和派的李沃夫总理的内阁集结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Kadets”——宪政民主党；而苏维埃——由奇赫伊泽领导，包括孟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则和政府分庭抗礼。很快，克伦斯基胜过了宪政派和苏维埃：“只有克伦斯基知道怎样在革命的沼泽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实并不知道——没人知道。
沙皇逊位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头们都身在国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列宁和马尔托夫则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群龙无首。于是，33岁的工人阶级年轻党员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27岁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挥权。[2]在整个俄国境内，只有不到250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其中仅有1000名仍然活跃的老党员。
就在革命发生前的几天，列宁曾预言说：“革命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发生。”当听说俄国真的爆发了革命时，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震惊，她说：“或许这又是一场骗局。”“它真的来到了。”列宁欢呼道，“真令人吃惊！”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传达指令：停止战争，反对临时政府。可是，与此同时，在俄国局的会议上，38岁的斯大林和34岁的加米涅夫却想违抗列宁的指令：他们提议暂时支持临时政府——只要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临时政府也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党内发生了“分歧”。俄国局完全反对加米涅夫，还逼他为其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仅同意斯大林“作为参谋……鉴于其人的某些个人特质”。他的自私、粗野（或许还有他的好色）已众人皆知。
当时，安娜·阿利卢耶娃已经搬到了郊区。她乘坐郊区火车回到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些同志的说话声（叶努基泽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没有认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条纹长围巾”。
“谁来了？”她问。
“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了，”一个同志说，“他刚刚到！”她跑过去问候他——“我们都期盼着你！”他正在来回踱步。安娜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衣服没有变过，仍是黑大衣和蓝衬衫”，但“他的脸变了，他看上去疲惫消瘦，面颊陷了下去，苍老了很多。只有他那双眼睛和充满嘲讽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还是找到你了！”斯大林说，“我下了火车，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还好吗？奥尔加、谢尔盖、帕维尔、费德亚好吗？娜迪亚在哪儿？”当时，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奥尔加是个护士，帕维尔正在前线参军，费德亚在读书，而娜迪亚则在学音乐。
“你饿吗？”说着，安娜点燃了茶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回家了。两个男人“激动地”聊起了近期的新闻。没过多久，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娜迪亚也回来了。斯大林再次见到了这位生气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约瑟夫来了。”这家人和斯大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大林发现，自己已是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英雄，而他却对这种契诃夫笔下的舒适生活如此陌生。
“斯大林模仿他在归途月台上遇到的乡下演说家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安娜和娜迪亚正在上菜，而斯大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流放时的历险记。他同意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餐厅里谢尔盖的床边为他铺了个床。
“我们明天几点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报。”
“我们起得很早，”奥尔加说，“我们会叫你的。”奥尔加和她的女儿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睡下，可她们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娜迪亚，她还在兴奋地复述着索索讲的那些演讲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实在太好笑了，我们不禁笑出了声，”安娜说，“我们竭尽全力不发出声，却又无法自控，越笑越大声。”
“年轻人，快闭嘴！”她们的父亲喊道。
“谢尔盖，随她们去吧。”斯大林劝道，“她们还年轻，让她们纵声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市中心。他们告诉索索他们看中了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个新公寓。下车前，斯大林对他们说：“那太好了，请为我留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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