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斯大林经常换地方住。他总是在晚上工作，然后随便挑个朋友的家睡一会儿。他经常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过夜。当时，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那里上班，是中央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的指导下工作。路德米拉·斯特尔是《女工》杂志的编辑，并负责处理与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关系，她与斯大林肯定经常见面。据说，斯大林和斯特尔的恋情再度升温。不过，即便如此，斯特尔并不是斯大林唯一仍在相处的女性。
斯大林并不仅仅利用了莫洛托夫的忠诚和住所。“他抢了我的女孩玛鲁夏。”莫洛托夫笑着说。玛鲁夏并不是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而牺牲的最后一个女人。
一天晚上，安娜和娜迪亚来到《真理报》编辑部看望斯大林。“办公室里全是人，香烟弥散不去。一个助理告诉我们‘斯大林在忙’，所以我们让他递个口信，告诉他我们想要见他。他走了出来。”
“你们好，”索索笑着说，“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你们家怎么样了？”
“你的房间还在等你来住呢。”女孩们说。
“你们太客气了，但我实在太忙，”他说，“不过，记得把房间给我留好。”
接着，“有人过来叫他，斯大林匆匆和我们握手告别”，赶紧回去工作了。
用列宁的话来说，1917年经历的是一场进两步又倒退一步的游戏。6月，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号称已经拥有6万士兵——中的激进派号召进行一场武装示威，并将日期定在了7月10日。在党内会议上，列宁站在了激进派一边。“过于激进是错误的，但让机会流失同样错误。”斯大林说。他协助示威运动的准备工作，并起草了运动宣言《武装工人一出现，资产阶级皆吓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他们。
在6月9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党人大声宣读了斯大林的宣言，采列捷利指责“布尔什维克党阴谋篡权”。列宁需要苏维埃的支持——他想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可是苏维埃禁止采取示威行动。在几个小时的激辩之后，列宁同意放弃行动：“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毁了全局。”现在，他变得和3月时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样小心谨慎。11日，斯大林批评这一“无法容忍的举棋不定”，并威胁要辞职。
6月18日，苏维埃挑衅似的展开了它所组织的示威行动，但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用《真理报》的舆论效应揽下了此次行动的功劳。斯大林在第二天报告称：“这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参加示威的民众望不到头。从早到晚，示威人群纷纷来到战神广场，他们挥舞着旗帜，就像一片森林……他们整齐地喊着口号……《马赛曲》和《国际歌》被《你是牺牲品》替代。”民众高喊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工厂或兵团拉出“相信临时政府！”之类的条幅。与此同时，在与德国的战争中，陆军和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宣布发起攻击，他想以此举为现任政府赢得人心。可最终，这场俄国最后的战役被证明完全是场灾难。
列宁精疲力竭，他的偏头痛日益严重，只好转移到芬兰一个阳光充裕的湖区，在一栋别墅里休整。然后，临时政府再次犯下致命错误：芬兰和乌克兰正在谋划独立，克伦斯基的侵略战争不得不中止。宪政民主党的部长们威胁要递交辞呈。
虽然列宁不在俄国，他的武装力量[4]仍决定夺取政权。塞基拉什维利写道：“北极光点亮了夜空，人们甚至能在户外看报纸。人们无心睡眠，莫名的力量把他们拽到了大街上。他们抬起头，仰望着奇观。这是黑暗与光明的大决战。”
7月3日，大批手持机关枪，胸前装满了弹药袋的陆军士兵、水兵、工人来到了陶里达宫，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机关枪纵队充当先锋。来往的车辆被拦下来，并被征用。装甲车满载着士兵横行街头，有些士兵胡乱地向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购物者开火。枪战爆发了。在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布尔什维克党的水兵起义，消灭了120名军官——包括海军司令。然后，他们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准许他们占领整个首都。他们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给其时正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斯大林打了个电话。当时，斯大林正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在一起。水兵们向他请示道：“我们能带枪游行吗？”
“来福枪吗？”斯大林回答道，“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对于我们这些写字的人来说，我们到哪里都带着枪，那就是我们的笔，（但是）至于你们怎么处置你们的枪，你们自己看着办！”这虽然是一场半自发的起义，但斯大林在暗中鼓励了他们。他如此自问道：“难道党能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是7月那场起义的幕后组织者之一，他显然没有错：“无论哪里爆发动荡，无论是在第比利斯的广场、巴库的监狱，还是彼得格勒的大街，他总会致力于让动荡发挥最大效应。”
举着枪的人群包围了陶里达宫，他们想要实现列宁的名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正在陶里达宫内讨论新政府成立事宜的奇赫伊泽及苏维埃却不想接收政权。他们害怕夺取政权。对于苏维埃的犹豫不决，示威者十分愤怒。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暧昧回复起到了作用：他们正在前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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