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位老人回忆他神秘的一生时，他如此说道：“历史学家不但会发现那些埋藏于地下的事实，也会发现那些沉入海底的秘密——他们会把秘密公之于世。”他问道——几乎是自问：“你能保守秘密吗？”
他想起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相识。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却都是他统治下的这个巨大悲剧的缩影。他回望过去，犹在镜中。
“他是个自大的坏小孩，他也是个自大的坏父亲、坏丈夫。”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其他的东西，献给了政治和斗争。于是，对他而言，那些本不和他亲近的人反而比他的亲人更为重要。”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他允许——甚至怂恿——以深爱的人为代价来达到政治目的。
1918年的时候，阿利卢耶夫家的大多数孩子都在为索索工作了。当斯大林于1918年的内战中被派往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时，他把女朋友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她的哥哥费奥多带上了装甲车。两人成为了他的助理。他们回来之后，娜迪亚成为了他事实上的妻子。她搬进了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并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1]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内战结束之后，娜迪亚做过一阵子列宁的秘书。
安娜·阿利卢耶娃于内战期间结了婚。她跟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调查佩姆的沦陷，当时，她爱上了捷尔任斯基的波兰助理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此后，后者成为了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高官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她们的哥哥帕维尔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还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中任军事人民委员。在斯大林的庇护下，这家人飞黄腾达。然而，也正是斯大林导致了这家人的灭亡。
第一个发生悲剧的是聪明却脆弱的费奥多。内战期间，他加入了由卡莫率领的特别部队。九死一生的卡莫认为只有子弹才能检验忠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扮白军将自己的士兵逮捕。“他会在晚上把同志们拉出去假装执行枪决。如果有人求饶，变成叛徒，他就会真的开枪打死他们……卡莫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确定他们不会背叛。’”一旦有人求饶，他就会将其就地处罚。然后，费奥多迎来了终极挑战：卡莫切开被处决者的胸口，把心脏掏了出来。他对费奥多说：“这是你上司的心脏！”
费奥多发疯了。“他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一句话都没说过。”他的侄女斯维特兰娜回忆，“渐渐地，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工作，但他活得比斯大林久。
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婚姻刚开始时很幸福。阿利卢耶夫的家人不是搬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就是搬进了他的乡下别墅“祖巴洛沃”——这里曾是巴库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家。刚开始时，娜迪亚满足于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但不久之后，她开始觉得不满足，想要参加工作。最终，她崩溃了。导致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斯大林压抑的性格、对集体农庄政策的不满、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进修的压力，以及她对斯大林拈花惹草的疯狂嫉妒。她于1932年11月因抑郁而自杀身亡。
即便是当斯大林开始摧毁阿利卢耶夫一家时，他的岳父、岳母谢尔盖和奥尔加也还住在克里姆林宫或乡下别墅中。娜迪亚去世后，心碎的斯大林又和帕维尔的妻子叶妮亚·阿利卢耶娃走得很近。两人之间很可能发生过什么。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两人应该已断绝了关系。
虽然安娜向斯大林求情，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依然被他枪决了。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很可疑。“二战”之后，安娜和叶妮亚介入斯大林的家庭事宜和政治事端，还和一些正在接受调查的犹太人走得很近。这让斯大林十分愤怒。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安娜写了她的回忆录，但她一如既往地不明智，在回忆录中说了很多斯大林不爱听的话，特别是关于他残疾的手臂。他下令把这两个女人逮捕。他去世之后，两人被释放，可她们都认为是斯大林原谅了她们，而不肯相信正是斯大林造成了她们的苦难。安娜在狱中疯了，但她一直活到了1964年。
斯大林的另一群家人斯瓦尼泽家与阿利卢耶夫家一样悲剧。他的儿子雅科夫直到1921年才再次见到父亲。雅科夫的舅舅阿廖沙·斯瓦尼泽和卡莫的姐姐带着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他搬进了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家，但他磕磕绊绊的格鲁吉亚语让他的父亲十分愤懑。雅科夫曾自杀未遂——这是他呼喊救命的一种方式，可斯大林却嘲笑道：“他甚至连枪都打不准。”
阿廖沙·斯瓦尼泽娶了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高音歌唱家。他和斯大林一直很亲密。他说他和索索“像亲兄弟”。他在国外任职，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到苏联，担任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娜迪亚自杀后，斯瓦尼泽一家——包括卡托的姐妹——和斯大林走得更近了：玛丽科在莫斯科担任阿韦尔·叶努基泽的秘书，而萨什克·斯瓦尼泽·莫诺瑟利泽则经常和斯大林待在一起。
阿廖沙的妻子玛利亚和他姐姐萨什克与阿利卢耶夫家的安娜和叶妮亚展开了对斯大林的争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些女人基本上都和斯大林住在一起，但她们之间的争吵让他很是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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