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凯可意识到，如果想让索索实现她的梦想，必须放他离开。“我们俩相依为命，可是，他对知识的渴求要求他离开我。”的确，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个好学的人。[2]在完成教会学校的学业后，他的目标便只剩下一个，那便是帝国南方的第比利斯神学院。1893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的所有老师——特别是西蒙·果戈兹利泽——都向神学院推荐了他，可他还是遭遇了一个难题。
“有一天，索索哭着回到了家”，找到了他母亲。
“儿子，你怎么了？”凯可问。
索索解释说，第比利斯神学院发生的抗议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学院暂停招生——部分是由索索激进的朋友拉多·克茨霍韦利所引发的——意味着“那个夏天，学院不再招收非牧师之子的学生，而他则将因此虚度一年”。
“我安慰了他，”凯可说，“然后立刻穿好衣服出门。”凯可戴上了她最漂亮的头巾，前去请求索索的老师和庇护者们给予帮助。唱歌老师愿意收索索为徒，让他就读师范学校。可是，凯可一心想让索索读最好的学校，也执意让他成为神父，这便意味着索索非神学院不去了。
凯可带着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刚上路时，索索很兴奋。可是，当他们坐上火车，踏上前往第比利斯的72公里的旅程时，他却突然哭了。
“妈妈，”索索哭着说，“当我们到了那里后，如果爸爸找到了我，又逼我学做鞋呢？我想读书啊。让我做鞋匠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吻了吻他，”凯可回忆道，“为他拭去了泪水。”
“没有人能阻止你去读书，”她安慰他说，“也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虽然母子两人都“害怕贝索出现”，索索还是被第比利斯这座“川流不息的大城市”给吸引了。“我们没有见到贝索。”凯可说。
无所畏惧的凯可租了一所房子，然后找到了她身居首都的亲戚——此人路子很广，而他的房东是个比他还要路子粗的神父，并且还有一位颇有人脉关系的妻子。
“求求你帮帮这个女人，”亲戚对神父的妻子说，“你能积累的善缘会比建造一座教堂还要多。”神父的妻子联系了其他能和神学院说得上话的教士。终于，斯大林得以参加入学考试。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的功劳，因为她知道“他会令她骄傲”。斯大林当然会令她“骄傲”，可是，神学院对非神父之子收取的学费却贵达1年140卢布——凯可根本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在凯可的动员下，达夫里舍维说服著名的贵族巴洛托夫公主资助索索读书。在凯可的多方奔走下，索索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且作为半寄宿生被接受了。不过，他依然要付一笔可观的学费——每年40卢布，还要买一件法衣。凯可并不在意，这位“全世界最高兴的”母亲回到哥里，开始做缝纫工赚钱。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也承担了索索的部分学费。
“一个月之后，”凯可说，“我看到索索穿着神学院的学生制服，我高兴得哭了，也很悲伤……”1894年8月15日左右，索索正式入读神学院寄宿学校，在高加索首都，这座更加狂野的城市定居了下来。
这位男孩到底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了这一天啊。他的脚趾相连，他受伤残疾，他得天花差点死去，他被父亲毒打并抛弃，他虽然被母亲爱护却也没少挨她的巴掌，他被人说成是杂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事故和疾病折磨……
这无疑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如果他没法就读神学院，如果他母亲不是那么执着，那么，这个鞋匠的儿子就不可能接受出色的古典教育（虽然这些教育也令其窒息），而他也无法为成为列宁的继任者而做好准备。
“他写信告诉我，很快，他就将让我脱离贫困。”那是她亲爱的儿子第一次给她写信，而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位尽孝道的儿子一直保持着给母亲写信的习惯。“当我收到他的信时，我会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和它们一起睡，亲吻它们。”
“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祝贺我，”凯可说，“只有西蒙·果戈兹利泽不高兴。‘学校看上去空荡荡的，’他说，‘现在谁来唱诗呢？’”[3]
* * *
[1] 曾帮助过斯大林的教师不只有唱歌老师一位。达维塔什维利的叔叔扎哈里是出色的俄国文学教师。多年之后，凯可曾写道：“我至今仍记得您对我的儿子索索有多关心。他老是对我说，正是您让他爱上了学习，也让他的俄语如此出色！”
[2] 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抑或是征服柏林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十分好学。“瞧瞧我，”他曾于1950年说，“我已经老了，可我依然在学习。”他的书里写满了笔记和旁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个“粗暴的农民”，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勤奋的自学者——而他的对手，比如说托洛茨基，却忽视了这一点。
[3] 斯大林从未忘记他的唱歌老师。在他被流放或者进行地下革命时，他写给母亲的信里总是会提到向西蒙·果戈兹利泽问好。凯可会替斯大林向果戈兹利泽问好，不过，她不让他读信中和他无关的那些部分。“你能看提到你的那部分，”她说，“但你不能看其余部分，也不能知道我儿子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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