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
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同之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从来都为格鲁吉亚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结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 * *
[1] 斯大林钟爱格鲁吉亚的诗歌：他喜欢叶里斯塔维；他说恰夫恰瓦泽“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还在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评价也极高：“我这一代人都能背诵采列捷利的诗……他的诗情感充沛，富有韵律，他不愧被人誉为格鲁吉亚的夜莺。”不过，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也经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些诗歌和诗人。他说采列捷利写的诗“虽然很美，但其意识形态是幼稚而又狭隘的”。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位未来的诗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来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龄人也开始在他们位于敖德萨的学校里写诗了。托洛茨基的文笔远比斯大林好，但两人的诗却不相仲伯。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献过诗的人都会遭到惩罚。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的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程。
[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
[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
[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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