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马金将军——巴统所在的库塔伊西省的省长——冲进巴统，指挥镇压罢工运动。他对工人大声警告道：“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们去西伯利亚！”3月7日夜晚，斯马金逮捕了斯大林的保镖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和罢工运动的领袖。
第二天，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罢工者们在看押犯人的警署外示威抗议。他们的施压成功了。宪兵队紧张地把犯人送往一个临时监狱。省长答应接见罢工者。即便如此，索索还是不满意。当晚，他在指挥会议上提出突袭监狱的想法。瓦达奇科里亚却更倾向于妥协。“你根本不配做个革命者。”“神父”索索嘲笑他道。而索索主义者们则坚决地站在了索索这一边。第二天一早，斯大林亲自指挥了示威游行。接下来的一天，城里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向监狱进发。可是，一个叛徒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哥萨克骑兵全部各就各位。在强硬的安塔泽上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挡住了通往临时监狱的道路。他们举起刺刀，对准前来的示威者。人群在路障前停下脚步，犹豫不前。
“不要逃跑，否则他们会开枪。”斯大林警告他们道。
“索索提议我们唱歌，我们不懂革命歌曲，所以唱起了《阿里总督之歌》！”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道。
“士兵是不敢开枪的。”斯大林对人群大喊道，“不要害怕。打倒他们，解救我们的同志。”人群冲向了监狱。
索索被一群“索索主义者”保护着。他们以坎杰拉基为首，大多是古里亚的农民工。此后，斯大林曾吹嘘说：“古里亚人是勇敢无畏的地下活动者。他们试图阻止我上前线，但我还是冲了上去。于是，他们在我周围形成了7个保卫圈，即便是那些受了伤的也不曾离去，士兵根本无法突破他们。”
正当人群向守卫监狱的士兵冲击时，关在里面的罢工者也制服了守卫。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暴动的声音：“我们试图冲出去，大门被撞坏了，有些人逃了出去。”哥萨克骑兵策马赶到，冲入人群，可他们的来福枪被抢走了。群众向骑兵开枪，还朝他们扔石头。士兵们用枪托回击他们，可不得不渐渐撤退。安塔泽上尉被石头击中，他的手铐被子弹打穿。士兵们依然企图抵抗，朝空中开枪，可还是不得不后退。但这一次，他们站稳了脚跟。“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高喊，他让我们千万别散开，把工人们救出来。”示威者之一英杰拉比安回忆。人群继续向监狱发起冲击。
“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安塔泽上尉下令“开火！”。枪声此起彼伏，人们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大声尖叫着四下逃散。“这里简直是个地狱，空旷的广场上躺满了尸体。”士兵们冷眼看着“奄奄一息、依然在痛苦呻吟的人”。他们叫着“水”或“救命！”。“这时候，我想起了索索，”坎杰拉基说，“我们被分开了。我害怕极了，开始寻找他的尸体。”然而，波尔菲里的姐姐维拉·隆泽哈里亚却看见斯大林走来走去，观察着现场情况。正当她寻找她弟弟的尸体时，她打倒了一个士兵，不过士兵对她说：“这都是安塔泽上尉命令我们干的。”
索索带着“一个伤者”上了马车。“他把他带到了我们的公寓。”伊拉里翁·达拉赫韦利泽回忆道。“索索帮伤者绑上了绷带。”坎杰拉基的回忆如出一辙。娜塔莎·科尔蒂娃和其他女人把受伤的同志们扶上马车，送他们前往医院。总共有13人死亡，54人受伤。那一夜，他们在达拉赫韦利泽家集会，大家“很是焦虑不安”，可索索却高兴极了。
“今天，我们一下子进步了好几年！”斯大林对哈奇克·卡扎林说，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虽然我们失去了几位同志，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和很多流血战役一样，在这里，以同志的牺牲换来革命目的的达成是值得的。“冲着我们挥来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加速了使无关的旁观者参加革命的过程。”年轻的托洛茨基也对发生在巴统的大屠杀印象深刻：“它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起来。”
佐达尼亚和奇赫伊泽对“这个想要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十分不满，却又“缺乏对事态的准确认知……也不具备能被群众认同的粗俗语言”。他们相信，大屠杀其实是由当局一手策划的阴谋：那么，难道斯大林是个间谍？
在此之前，斯大林把印刷机藏在了一位名为德斯皮娜·萨巴托瓦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中。现在，他立刻赶往那里。“谢谢养育了这些儿子的母亲们！”他在针对大屠杀的文章中写道。第二天，整个巴统都见到了这份传单。然而，一个告密者把印刷机的所在地告诉了警察，于是，他们前来突击检查。好在德斯皮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的孩子正在睡觉。”她冲着他们大吼。警察们一笑了之，他们既没有搜到印刷机，也没有抓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和当局斗争的方式也不只写文章这一种。据称，他下令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理冯·斯泰恩。“我们指派（一位同志）执行暗杀”，斯大林的一位手下回忆，“当冯·斯泰恩的马车靠近时”，杀手举起左轮手枪朝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冯·斯泰恩赶紧掉转车头逃走了，那天晚上他坐船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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