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先是来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省会城市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前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巴拉宾斯克——离它最近的火车站也在80公里之外。从这里开始，他们只有依靠运货马车或徒步前进。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可斯大林穿得出奇地少：他还穿着那件白色的、带子弹纽扣的格鲁吉亚乔卡。在巴拉宾斯克，他遇到了7个流放犯。他住进了一个名为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犹太流放者的家，想要逃避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但他还是被遣送到了新乌达。当地警察记录：“11月26日，于7月9日受皇帝陛下之令被流放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已经抵达，并被警察监控。”
新乌达是斯大林流放的终点。那里离巴拉宾斯克75公里，最近的火车站在130公里之外，离莫斯科或第比利斯更是千万里之遥。这座小镇被分成了两部分：穷人们住在沼泽海岬的陋屋里；而相对好一些的街区则拥有几家商店、一个教堂，以及一座木制的堡垒——它用来恐吓当地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新乌达的生活索然无味，人们除了读书、争执、酗酒、私通及继续酗酒之外，无事可做——无论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对于流放者而言，这些是他们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这个村子里竟然有5个酒馆。
索索就这样消磨着他的流放时光，但他日渐无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乌达还有3个流放者，他们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不是工联派（犹太社会主义党的追随者）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时期，斯大林很少遇到犹太人。不过，在此之后，他身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视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选择住在新乌达的贫民区，他住进了“一幢只有两间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农舍，它的主人叫玛莎·利特温采夫”。其中一间房是食物储藏室，而另一间则是由木屏风隔断的卧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炉边上。斯大林则在屏风另一边的食物储藏室的板桌上睡觉，“他会在利特温采夫一家人都睡着之后点上油灯读书”。
流放西伯利亚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中最严厉的刑罚。被流放的过程无聊而又令人绝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村落安身下来后，流放者——通常是世袭贵族的知识分子——还是会受到优待。和古拉格集中营比起来，这种因触犯皇权而遭流放的处罚更像是一次沉闷的阅读旅行。流放者甚至会收到沙皇发给他们的零花钱——像列宁这样的贵族能拿到12卢布，莫洛托夫这样的学校毕业生能拿到10卢布，而斯大林这样的农民则是8卢布。他们会用这些钱买衣服、食物，付房租。不过，要是家里给他们寄来太多的钱，沙皇就会停止给他们发放补贴。
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着火车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宁拥有私产，他在流放的过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钱。对于这位贵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过了一次怪诞的风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过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农场主父亲的资助。他曾夸大其词地说，西伯利亚是“对敏感神经的考验”，而流放者可以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样快乐地生活。列宁这样的有钱人和斯大林这样的穷人的流放经历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差别。[1]
流放者的行为是受严格约束的。每个流放地都会选举成立一个委员会，一旦有人违规就会受到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必须分享书籍。如果一个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书。他们不得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结束流放离开之前，他们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礼物，也要给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房东留下纪念品。他们会分工干家务，轮流收信件。收到信时他们十分高兴。“在流放时，每当收到朋友写给我的信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叶努基泽掌权时回忆道。
然而，在荒凉的帝国东方，规矩是很难被一以贯之的，流放者经常对异性难以抗拒。“爱情就像迭戈·里维拉画作中的棕榈树一样，即便被巨石压迫，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太阳生长，”托洛茨基夸张地说，“流放过程中开始出现一对对情人。”当果尔达·戈布曼遭流放时，她和叶努基泽——这位格鲁吉亚人之后成为了斯大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后，她嫁给了斯大林的上尉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这些人掌权并进入政治局后，他们依然会想起当初的这些情事。斯大林本人就对流放者列茨涅夫的丑闻印象深刻，后者睡了当地检察官的漂亮妻子，并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极圈。莫洛托夫也曾回忆过两个流放者抢一个情妇的故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被杀死了，另一个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女孩。
流放者得从当地农民那里租房。他们住进了拥挤而又吵闹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根本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之后和斯大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说：“（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没法和房东分开住。”但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让流放者和房东彼此吸引。当地人和流放者发生恋情是被禁止的，但这一规矩根本无法得以执行：当地的女孩对这些外来的、受过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无抵抗力——更别提他们通常还睡在一个房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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