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彼此屠杀。”市长说。“街上躺着成百上千的尸体，”巴库大屠杀的见证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墓地里也躺满了尸体。尸体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女人们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则在搬运成堆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死亡。
斯大林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战斗小分队，成员主要是穆斯林。他命令他们尽可能把这两个种族分开，与此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窃取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还通过收取保护费来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巴库当地人艾萨德·贝伊[1]说，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很快就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
在此之后，索索赶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同样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因罢工而瘫痪了。警察把革命党人抓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追逐着示威者。
斯大林协助组织了一次旨在防止屠杀爆发的示威游行。他还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传单，让卡莫到处散发。他提醒人们，沙皇正在利用“对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维系其早已被血玷污的王座，以掩饰他对诚实公民、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屠戮”。
2月13日，斯大林领导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他自豪地报告，多达3000张传单被散发了，而“（人群）最前方有个旗手高举着旗帜，传达了强烈的信号”——这个旗手非他本人莫属。然而，此时此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已然变得无法弥合。
佐达尼亚，这个贵族出身的孟什维克领袖从流放中归来了。他的权威和他明智的支持农民的政策为他赢得了格鲁吉亚人的民心，让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在第比利斯委员会里，此前在巴统怀疑过斯大林逃亡真相的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公开指责斯大林是政府的间谍，虽然他无法提供证据。在佐达尼亚的支持下，孟什维克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委员会。很快，布尔什维克也效仿其法了。
4月，斯大林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武装革命者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司法机构，虽然有些农民认为“所谓委员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个“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内，纵火和暗杀事件已成为常态。斯大林疯狂地写作，在集会上大肆批评巴统和库塔伊西的孟什维克。在一场辩论会上，“科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黑灰色的衣服，易装躲进了树林，直到夜晚来临才逃出来。
斯大林的孟什维克对手是诺伊·拉米什维利。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口才绝佳，“25岁，高高瘦瘦，总是笑眯眯的，讲起话来充满活力”。孟什维克党人哈里顿·恰维奇维利见证了两人之间的对决，其场面犹如两个拳击手的冠军赛。拉米什维利首先到来，然后，“著名的索索，即科巴同志，到来了。他比拉米什维利矮，但和他一样清瘦。他看上去更冷静、深邃。他的脸更加粗糙，或许是因为那些痘疮。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格鲁吉亚式的，然而，他总是让人觉得很新鲜，难以捉摸。他既像一头狮子，又像一只猫。他是在掩饰什么吗？他有什么秘密吗”？恰维奇维利也对他的口才——或缺乏口才——印象颇深，“他不是个演讲家”，却是“掩饰的高手”。尽管拉米什维利是更优秀的演讲者，但他认为斯大林讲话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眼神坚毅……讲话简明扼要，且极具说服力”。即便是当“著名的索索”输给孟什维克党人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还是会眼里含泪亲吻他”。
可是，索索的自鸣得意经常会遭到犹太孟什维克憎恨，他们会故意挑衅他。在一次辩论会上，他直接冲着孟什维克党人发火道：“上帝给列宁派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同志，列宁已经出离愤怒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尔托夫、丹和阿克塞尔罗德都是被割了包皮的犹太人！你不能和他们吵架，更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
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时，附近奇阿图拉的矿工向他求助。这个矿山小镇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唯一占优势的地区。为了能保持优势，他开始在这里长住下来。奇阿图拉位于两座雪山之间，四周皆是峭壁，空中云朵低垂。它正在经历迅速的发展：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在这里，3700个“皮肤黝黑的”工人长期在暗淡无光的矿井中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吸着粉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洗澡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只好睡在矿井里。科捷·钦察泽——斯大林未来银行攻袭案中的枪手——说：“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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