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
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
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
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
“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
“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
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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