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什克说：“索索会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为《斗争》报和《新生活》报写文章，莫诺瑟利泽则是报纸的编辑。他会在晚上突然消失，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斯大林当时的总部是库拉河畔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他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藏了一台印刷机。据达夫里舍维说，由于当时斯大林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他“总是带着枪”。不过，尽管斯大林身处危难，他依然有时间打情骂俏和搞恶作剧。
有一次，斯瓦尼泽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人匹蒙来访。他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睡觉。
“他就没有醒的时候吗？”斯大林一边摇晃着匹蒙一边发牢骚说。匹蒙醒了过来。“怎么？你是被吵醒了？”斯大林讽刺他道。
“没有，亲爱的索索。”匹蒙继而又睡了过去。“于是，斯大林走到他身边，卷了两根烟，夹在了匹蒙的脚趾之间。然后，他把烟点着了。匹蒙的脚趾被烧到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们哄堂大笑！”。[2]
据萨什克回忆：“斯大林会给我的姐妹们以及女裁缝朗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讲笑话，或捉弄老是犯困的匹蒙。”有一天，女孩们的父母从库塔伊西过来看望她们。“斯大林动情地唱了一首浪漫的歌，所有人都着了迷，虽然她们也知道他是个强硬的人，并且是个为革命献身的人。”卡托的一个侄子回忆道。斯大林还热衷于玩淘气的权力游戏。有一天，女裁缝突然向斯瓦尼泽要求加工资。“我妻子和卡托都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因为这些女人的工作境遇都挺不错。不过，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是索索指使她们这么干的。我们都被逗乐了，索索自己也是……”
斯瓦尼泽家三个女儿中最年轻也最漂亮的卡托完全被斯大林迷住了。
此时，在离斯大林栖身的第比利斯女装店千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尼古拉大公正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其让他接管兵权，还不如赐他一死。尼古拉二世手上的牌差不多快打完了。10月17日，他终于苦涩地被迫签署宣言，批准俄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同意出版自由。可是，他很快就反悔了：他的宣言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使整个帝国的癫狂混乱和血腥暴力继续恶化。
第二天，在里海边的巴库，在达什纳克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对2月大屠杀的报复行动。他们冲进了巴库的农村，大肆屠杀阿塞拜疆人。很快，油田便燃烧了起来。而在俄国，多达30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则发生在敖德萨。
斯大林走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大街上全是挥舞着进行革命、解放格鲁吉亚旗帜的示威者。一大群人聚集在了歌剧院门口。在泛着绿光的天际下，他们齐声唱起了自由之歌。”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说。另一个目击者说，人群是“如此激愤”，以至于“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脱下了她的红色裙子……把它变成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伊利马什维利看到斯大林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他爬上了电车车顶，振臂高呼着对人们演讲。”但沙皇作出的让步让斯大林的武装革命暂时无法继续推进——如果再往前一步的话，业已腐朽的皇权肯定会被摧毁无疑了。
斯大林写道，杜马“违背了人民革命的意志”，“应该粉碎这个圈套，对这些貌似开明的人民公敌展开无所畏惧的斗争”。沙皇已经失去了俄国——为了能再次得到它，他必须重新开始，“再次征服无垠的俄国”。
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都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督只对第比利斯的核心地带及其守卫军有掌控权。正如安娜·阿利卢耶娃所说，在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武装工人就像军队一样在街道上巡逻。他们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从第比利斯边远地区骑着小种马而来的新朋友们加入了他们。人们总是会停下脚步欣赏这些出色的骑士。他们戴着斗篷，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和柔软的高筒皮靴……他们是从山上来的农民和牧羊人”。索索依然是这幕戏中最出彩的一位。“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写道，“我们听到了勇敢者的呼喊……热血已经沸腾起来！”
街道上已经形成了两批武装人员：由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以及由斯大林、茨哈卡亚和布多·穆季瓦尼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两批武装人员依然处于联盟状态，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区域。托洛茨基说：“武装工人已经控制了第比利斯的郊区。”第杜比区和那泽拉德维区仿佛已获得了解放，以至于被昵称为“瑞士”。然后，即便是在“《信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后，斯大林依然没有放弃他所梦想的格鲁吉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他的观点也在工会委员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塞尔戈·卡夫塔拉泽——此人脾气暴躁，是斯大林在库塔伊西的勇猛手下——甚至称斯大林为“叛贼”。
“我不想因此事和你争吵。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斯大林冷静地回答道。接着，他点上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直视卡夫塔拉泽的双眼。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很有可能打了一架。卡夫塔拉泽把一盏台灯砸在了斯大林身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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