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其他40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勉强把自己化装成了教师，从圣彼得堡坐了一天的火车，于12月24日早上9点8分抵达了坦默弗斯。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的鲍尔酒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很兴奋！”克鲁普斯卡娅说，“革命即将迎来高潮，而每个同志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它的到来。”
第二天是圣诞节。列宁在芬兰赤卫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队——总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1]斯大林焦急地等待着。他以为他的英雄肯定会迟到，让他的那些追随者翘首以盼——在他看来，一个领袖理应如此。然而，他错了。他吃惊地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们聊着天”。那么，他真的是个巨人吗？“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以“列宁”为世人皆知——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极其迷人的个性。他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结实。他过早地谢顶了，但突出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还有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斜眼。他为人和蔼，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此，他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主张武装起义的方针，维护远大的革命抱负。回到第比利斯之后，斯大林曾对达夫里舍维说，列宁之所以能从“那些喋喋不休的空想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把智慧和务实结合在了一起。
列宁的父母都是贵族，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和睦的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辛比尔斯克的学校视察员，而他的母亲则是医生的女儿。医生是个地主，并最终成为了议员。他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瑞典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他的斜眼便源自于这个血统）的血液，也拥有贵族所特有的傲慢与自负[2]：在年轻时，他甚至还因农民破坏他家的庄园告过农民一状。有件轶事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对旧俄国的蔑视——他最喜欢的骂人的话便是“俄国白痴”。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曾因自身的贵族身份而被批判过。就此，他回答道：“我又是谁呢？我是地主的子孙……我依然没有忘却那些在庄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那好吧，不如就杀了我吧！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吗？”他靠自家庄园的收入为生，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愧疚过。
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处决了——这件事改变了列宁的一生。家族庄园里的田园牧歌被迫终止了。列宁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他在那里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的作品。他甚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吸收了俄国武装革命的思想。在被捕并遭到流放之后，他迁往了西欧，并在那里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列宁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他说话很小声，总是没法发清“r”这个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高尔基在初次见到列宁后写道，“我和其他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他以极其简洁的方式论述复杂的政治问题。”聆听过列宁演讲的斯大林说自己“被他不可辨驳的逻辑折服了。他说起话来虽然简明扼要，却能完全捕获他的听众，让他们渐渐为之振奋，并最终完全相信了他”。
然而，虽然斯大林颇为崇拜列宁，他也并不惧怕站在其对立面上。当时的斯大林仍未蜕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但他的傲慢和好斗无疑令他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刚认识“山鹰”，便给对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邀请他就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做个汇报，可是，当他们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地反对他。当时，会堂里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
“在会议间歇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学习怎样射击毛瑟枪、布朗宁枪和温彻斯特枪。”事实上，斯大林携枪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一次讨论之后，他竟然冲出了会堂，愤怒地朝空中开了一枪——即便是在寒冷的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人依然头脑发热。可是，这个会议为时过晚：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遭到了伏击。与会代表们听说沙皇的谢缅诺夫斯基军团摧毁了工人最后的阵地普雷斯那亚，莫斯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地区的强硬派将军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和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正准备重新夺回这片区域并摧毁战斗分队。托洛茨基写道：“反动势力羽翼渐丰！”会议在混乱之中结束了。
在斯大林看来，他本人高于除了列宁之外的其他一切代表[3]。“在所有这些夸夸其谈者中，”他自我吹嘘道，“我是唯独一个已经拥有组织领导和战斗经验的人。”
索索回到第比利斯，加入了战斗。
将军们召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工人阶级街区，严禁集会，下令对革命者格杀勿论。他们还禁止任何人穿戴高加索头巾和斗篷，因为有人可以在那种衣服里面藏枪。1906年1月18日，格里伊兹诺夫将军展开了攻击。佐达尼亚和拉米什维利下达命令，让他们的手下——以及卡莫和布尔什维克——保卫第比利斯的工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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