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
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4]，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
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他们两人没有度蜜月。斯大林是个夜猫子，喜欢和危险共存共栖。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
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 * *
[1] “技术”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无论是克拉辛还是孟什维克党人都把他们的炸弹制造实验室称为“技术部门”。
[2] 这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应该就是斯大林在数次秘密被捕后在警察局被拍的著名肖像照中所穿戴的那条。
[3] 斯大林在此结识了：波兰裔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此人将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缔造者，也将在列宁去世之后，与斯大林携手共挫政敌；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这位犹太奶农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以“季诺维也夫”之名闻名，列宁去世之后，他成为党内三大掌权人之一，于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处决；阿列克谢·李可夫，列宁去世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的继任者，斯大林和他有过短暂的合作期，但仍于1938年将其杀害。斯大林还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他在神学院时期的老朋友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通过阿利卢耶夫认识的加里宁——未来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及他在第比利斯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
[4] 笔者曾在第比利斯采访了卡托母亲的妹妹的孙女克捷万·格洛瓦尼。她说，索索对卡托很温柔，但他还是有暴怒的时候：“结婚不久之后，索索就因为生气用香烟把她的手烫伤了。但她爱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她也十分友善温存。”据芬兰人说，斯大林曾和卡托在卡累利阿度蜜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随他去过瑞典，而斯大林在瑞典的时候，两人也还没有结婚。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斯大林正要开枪，他的连襟却一把把枪握住了，他认识这个被吓坏了的警察。他早就接受了贿赂，并指令不要过问印刷所的事。索索的警惕可以理解：哥萨克骑兵正在镇压革命者，而随着他的“组织”在高加索地区剥夺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用于在欧洲购买军火，奥克瑞纳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斯大林离开了妻子，长达数星期一直在潜逃，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卡托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
大约1906年9月9日左右，斯大林参加了佐达尼亚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会议从第比利斯转移到了巴库的一家旅店。沙皇的压迫和孟什维克的成功导致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衰落。而孟什维克业已公开宣布放弃剥夺行动，并将斯大林和他的“组织”视为令其颜面尽失的“土匪”。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共有42位代表，其中，仅有6位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邵武勉和茨哈卡亚。
虽然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斯大林依然目中无人地嘲笑其他代表，甚至和他们开起了恶毒的玩笑。“整个会议期间，他都面带讽刺的微笑，”他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人杰夫达里阿尼说，“他仿佛在说：‘你们爱做什么决议就做什么决议吧，反正你们和革命无关。’”斯大林是如此“傲慢、粗鲁和阴郁”，以至于孟什维克党主席阿尔申尼泽批评他“不检点”，就像个妓女——一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站街女”。斯大林“得意扬扬地回应他可没有脱裤子”。紧接着，他“左边嘴角带着恶毒的”笑容，走出了会场。“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暗号哨声响起，通知我们警察来了。我们赶紧四散逃离。”阿尔申尼泽说，“但我们没有看见任何警察。这是科巴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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