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就在这一时期，克拉辛把他制造的最先进的炸弹给了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中的左翼分子。后者用炸弹炸毁了俄国改革派首相斯托雷平的家。很多人葬身火海，但斯托雷平活了下来。
[4] 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雅沙”。雅沙几个月后才受洗，几年之后才做了人口登记——因此，关于他的生日有好几种说法。斯大林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向他的庇护者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致敬。
19 斯大林在伦敦
在历经了枯燥的长途旅行之后，斯大林和他的伙伴茨哈卡亚与邵武勉于1907年4月27日（新格里历5月10日）抵达了英格兰的哈里奇。他们坐着火车抵达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1]刚下车，他们就看到了英国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据说，伦敦迎来了好一些外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英国首都都因藏匿极端分子而臭名昭著。[2]
代表们一到伦敦就被各色人等围了起来。其中包括一帮争先恐后的英国记者和摄影师，12名特工侦探和两个奥克瑞纳，以及一帮当地的革命同情者——他们不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俄国的流放者。
“伦敦创造了历史！”《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宣称。令媒体最着迷的是那些革命党中的“对伟大目标抱有热情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当时跨国旅行时竟然鲜有行李的事实。“他们中没人大过40岁，很多人只有20出头。”当时，斯大林29岁，列宁37岁（但斯大林回忆道：“我们总是叫他老头子。”）《每日镜报》总结道：“这群人简直是道风景。”
正如后来的苏联，据说每个与会代表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据《每日镜报》说，“著名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伦敦，可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住在哪里”。事实上，当时高尔基正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拉塞尔广场的皇家酒店。很快，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前来造访。当两人抵达伦敦时，伦敦正值阴冷天气。于是，反客为主的列宁让人换掉了高尔基潮湿的被子，并命令服务员点上暖炉为他们晾内衣裤。
“我们可得和酒店好好理论理论。”在等待袜子晾干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那些有个人收入的代表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小旅馆里，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住在肯辛顿广场。每天早上，列宁都会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前购买他最喜欢的鱼和薯条。然而，像斯大林这样贫穷的代表，他们的手头非常拮据。
据传，斯大林在伦敦的前几个晚上和刚刚认识的李维诺夫一起住在斯特谱尼区菲尔特盖特街的塔楼旅馆。小说家杰克·伦敦说，这个旅馆完全是个“野蛮的陋屋”：在这里住两星期只需花费6便士。旅馆是如此破烂，以至于斯大林带头抗议，并让所有代表都搬了出去。在此之后，他搬到了斯特谱尼区朱比利街77号的一楼。他从一个犹太裔俄国鞋匠那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并和茨哈卡亚、邵武勉搬了进去。
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多雾而又潮湿的伦敦简直就是地狱。“我刚来到伦敦时，感觉这个城市快要把我吞噬，我快要窒息了。”另一位俄国共产党人伊万·麦斯基——后来斯大林任命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说，“那些被黑蒙蒙的雾气包裹的灰暗的小房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海洋，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如此孤独。”
在伦敦这个异乡，白教堂区好歹让俄国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在这片伦敦东区的区域，俄语是通用语言。多达12万从俄国逃亡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在这里生活。在斯大林斯位于特谱尼区的住所不远处，便是鲁道夫·拉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列宁经常造访该俱乐部，在那里吃犹太特色的鱼饼冻。斯大林很有可能也和列宁一样。索索不可能错过当地斯拉夫犹太裔黑帮之间的野蛮斗争。这些东区的黑帮全都来自俄国，控制着这片贫民区的“猎枪手”（偷金表的小偷）和“顺风手”（扒手）。最具权势的是三个帮派：比萨拉比亚老虎帮、敖德萨帮，以及由“黑鬼”（一个名为波加尔德的黑皮肤犹太人）控制的阿尔德盖特帮。
一经抵达，斯大林便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位于伦敦医院对面白教堂路口、福尔波恩街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注册。[3]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受到了特工和记者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拿到了每天两先令的零花钱、通往代表大会的路径指示，以及为了防止奥克瑞纳渗入而设置的暗号。
俱乐部的楼上“经过了简单的布置，那里的家具属于一家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那里有几张桌椅，墙上还挂着外国人的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那里召开了党内会议，选举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和很多擅长开会的人一样，“他们研究了城市地图”。但《每日镜报》可没时间详细展开这些无聊的细节。“据说，与会的女性代表英勇无比，无所畏惧。”记者以充满崇敬的笔触写道，“她们每天都练习射击左轮手枪。她们经常对着镜子演练，直到对瞄准和开枪了然于胸……她们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其中有一个才19岁，一头靓丽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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