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斯大林造访伦敦时正值29岁，他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之名住在斯特谱尼区，而当时33岁的丘吉尔则住在芒特街一号的单身公寓里。当时，丘吉尔已经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常务次官。他刚刚出版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传记。当然，他还是以他本人的自传而闻名于世。当斯大林在伦敦时，丘吉尔正在苏格兰做演讲，此事亦见诸报端。
[7] 现如今，这些“斯大林在威尔士”的景点依然存在。威尔士作家约翰·赛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造访苏联的休斯索夫斯卡（即今天的顿涅茨克）——这座矿区城市是由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期间，曾“证实”过它们还存在。一个威尔士网站至今仍把斯大林列为“曾经造访过威尔士的危险人物”。这个清单还包括连环杀手弗雷德·韦斯特、魔术师阿雷斯特·克罗雷、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以及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斯大林曾在南威尔士短暂停留，为俄国革命寻找支持和赞助。”斯大林的协助者菲奥多·罗斯坦说。他是伦敦的布尔什维克调停者，后来成为了苏联驻伊朗大使，并在“大清洗”之前去世。他的儿子安德鲁·罗斯坦过着一种怪诞的双重生活，游走在英国建制和苏联精英之间：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大清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工作，并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回到伦敦，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对一帮英国议员说，他曾在伦敦的某次马克思主义会议上见过当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大林的回忆如此怪诞，不知其目的何在。他的确有可能在德国的某次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见到过墨索里尼，但当他在伦敦时，未来的“领袖”肯定不在那里。斯大林在英国时的跑腿培根成为了贝肯汉姆议员的一个清洁工。1950年，在他56岁时，他接受了《每日镜报》的采访。“我不知道斯大林大元帅、俄国人的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为他带太妃糖的、高高瘦瘦的男孩。”培根在采访结尾说道。斯大林曾经入住的朱比利街住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20 卡莫疯了
1907年5月10日，正当卡莫为克拉辛的炸弹安装导火索时，炸弹爆炸了。炸弹炸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不过，他立刻接受了秘密治疗，并赶在行动的前夕恢复到能够领导“组织”的程度。然而，其他伙伴却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领袖、被逮捕的钦察泽。在他们看来，卡莫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投机者。“卡莫很是自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总是向身居要职的同志自吹自擂。”
斯大林是6月4日回到第比利斯的。当时，尼古拉二世强硬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刚刚发动他的反动阴谋。他解散杜马，重新设置杜马选举权，以保证保守派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展开了对革命党人的追捕。很多人都被捕了。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坐上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火车”的运囚车，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戴上了被戏称为“斯托雷平领结”的套索。1905年，俄国共有86000位政治犯；到了19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7万。
卡莫的“组织”集结了格鲁吉亚最优秀的武装行动人员，其中包括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5位女性枪手。这些人集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卡莫本人却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中，“扮演一个王子”。奥克瑞纳相信总共有60人参加了最终的行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可能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中借来了人手——这些组织经常合作，最近克拉辛就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炸弹以炸毁斯托雷平的家。不过，如果社会革命党想要通过此次行动从夺来的银行款项里分得一杯羹，他们肯定要失望了。
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传达了列宁在柏林给他的指示：委员会同意展开行动。他肯定对行动即将造成的地区性动荡和国际性震惊有过预期：在列宁的指示下，卡莫和其他枪手都暂时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不受伦敦代表大会所做决议的制约。斯大林和邵武勉计划在行动结束之后立刻迁往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已日薄西山，他们只有500位支持者。索索正在有意识地割裂他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联，并将在一个能够施展其拳脚的地方重新开始。[1]
6月13日早些时间，卡莫向斯大林和邵武勉确认，他们将于那一天执行攻袭。队员们在迪利普丘利酒馆候命，据说斯大林那天清晨的时候也在那里。[2]大约上午10点左右，穿着军服、挥舞着锡卡西昂军刀的卡莫骑马来到了埃里温广场，而其他参与行动的男女队员也已各就各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
当炸弹被引爆时，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正在阳台上搂着斯大林3岁的孩子“小伙”。她的姐姐萨什克也在。“我们吓坏了，冲进了房内。”萨什克·斯瓦尼泽说。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伤者接受了紧急手术处理。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巡逻整座城市，搜查可疑的房屋，拉起警戒线，希望在银行款被盗运出第比利斯之前把它拦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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