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人生活已粉碎，”斯大林哭着说，“现在，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它！”在此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将遭受无数不可言状的悲剧，而他也一直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多年之后，老去的斯大林依然会想起卡托的温存。他用一个典型的举措来纪念这位前妻。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他用的是“贝索什维利”这个向父亲致敬的名字，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笔名：K．卡托（科巴·卡托）。
虽然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第比利斯，但他没有回到那片狭隘的“沼泽”。在那里，他已经是个政治犯了。所以，他和儿子分离了长达10年之久。
莫诺瑟利泽说：“卡托去世之后，他把才8个月大的‘小伙’留给了我们。”卡托的母亲斯波拉和莫诺瑟利泽一家人负责养育他，而斯大林很少来看望儿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会让斯大林想起卡托。
但这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处事方式。虽然斯瓦尼泽一家对斯大林的残忍颇为恐惧，但他们依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30年后，斯瓦尼泽家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都曾在斯大林掌权期间（虽然是在“大清洗”之前）写过回忆录。他们都富有勇气地责备他的不负责任，说正是他的疏忽导致了卡托的去世。
“在此之后，”莫诺瑟利泽着重总结道，“索索来到了巴库，我直到1912年才又一次见到他——在他流放期间，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他问我们要酒和果酱。”
1907年年尾，当斯大林终于从悲痛里解脱出来后，他来到了巴库的一家饭店，参加堕落的斯潘达良举行的新年晚宴。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革命暴风眼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们重聚了。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斯大林的老相识：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日渐萎缩时，俄国和高加索的革命党人都来到了巴库，而他们也开始对斯大林的工作指手画脚。[3]这个派对或许精彩纷呈，因为斯潘达良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且喜欢纵情声色，贪图钱财”。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并不反对他的放荡行为。她说苏伦从来没对她发誓要对她忠诚，他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花花公子显然让其他同志震惊了。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巴库所有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岁的，看上去全长得像斯潘达良！”
索索再次投身工作，把“组织”重新聚集在一起。他和斯潘达良立即着手推动更多的抗议行动，而他们得到了通常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过于势利而不愿接触这些文盲，可当索索开会时，会议上总会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抱团为他投票。在此期间，他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项杰出贡献：他争取到了“希马特”（能量）——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党——中强硬派的支持和合作。当斯大林逃亡时，穆斯林总是会把他藏在清真寺内。有一次，他和孟什维克党闹翻了，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竟然向杰夫达里阿尼挥起了匕首。
通过和穆斯林的关系，斯大林为伊朗革命提供了武装力量。他指派塞尔戈带着人马和军火去伊朗暗杀穆罕默德·阿里，企图推翻他的统治。斯大林甚至亲自穿越边境，来到伊朗组织行动。他到过雷什特——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并非他首次造访伊朗。
在沙皇的迫害下，邵武勉渐渐变了心。他和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叶努基泽变成了温和的“右派”，但他们无法改变斯大林的支配地位。邵武勉请求斯大林保持克制，而斯大林则嘲笑邵武勉过于优越的生活，并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左右手斯潘达良”看住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坊间一直传说他和邵武勉之间有深仇大恨，但这种说法无疑夸大了事实。他们依然在一起合作——虽然对彼此抱有戒心。
回到巴库之后不久，斯大林便再次出国和列宁秘密会面。当时，列宁已经搬到了日内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在1908年见的面，而斯大林也的确去过瑞士。斯大林本人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还见到了普列汉诺夫，后者“惹怒”了他。斯大林认为，“他不过是个世袭的贵族而已”。然而，据我们了解，真正让斯大林反对这位革命领袖的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一副贵族腔调，穿着最时尚的服装以及高跟鞋”！斯大林至少已部分地转变成了“假惺惺的禁欲主义者”了。
斯大林和列宁就资金问题展开了讨论。列宁还在和孟什维克对着干。他还在寻找被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偷走的那笔第比利斯银行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警察也还在努力追踪这笔钱。武利希说，被列宁从内部分裂而又被斯托雷平从外部迫害的社会民主工党“急需用钱”。
当然没问题。斯大林在巴库的手下卡夫塔拉泽说：“我们再次决定为党去抢钱。”当“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的主要赞助人”听到“钱”这个字眼时，他拔出了毛瑟枪。
于同一时期出现在巴库的塞基拉什维利说：“科巴在巴库物色行动人员。他把这些人称为‘好汉’。在美国，这些人就是黑帮分子。”但斯大林认为他们是革命斗士。斯大林“建议成立布尔什维克战斗分队”。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一些新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自称为“毛瑟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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