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当地警察说，斯大林“对上级缺乏尊重，经常强词夺理”。有一次，他大声朗读革命著作，还参加了话剧排练[2]，“大河雄鸡”把他关了起来，罚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还是会举行秘密的狂野派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们正唱着歌——我跳起舞来，”一位名为舒拉·多布龙拉沃夫的女孩回忆说，“科巴拍着手，突然，我听见他说：‘舒拉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对我神秘地笑着。”接下来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划船。他们唱着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河雄鸡”跑到岸边，冲他们大吼：“停止歌唱！”不过，他没法惩罚他们所有人，于是他们逃过了一劫。
斯大林经常组织流放者秘密集会，但据亚历山大·杜布洛文回忆，他“会紧紧盯住每个与会成员，并要求他们向他汇报一举一动”。杜布洛文在回忆录中暗示，斯大林逮捕过叛徒，并下令把他们处决。“有个名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个叛徒。据一位同志说，他被扔进了维切格达河，溺水身亡了。”
“我经常去（斯大林）房间看望他，”塔蒂阿娜·苏霍娃——当时她22岁，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说，“他的生活很拮据。他睡在一个板条箱上，上面只铺了一层木板和一袋稻草。他盖法兰绒的毯子，垫着粉色的枕头。”他心情郁结——卡托才去世了几个月。“他经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里”。然而，书籍永远是他的慰藉和避风港，“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他穿着大衣躺在床上，身边全都是书”。据她说，她让他渐渐开心了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会开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划船。渐渐地，朋友之情变成了爱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依然没有忘记苏霍娃。在此之后，他曾给她写过信。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联系她：“我违背了曾经的诺言——我曾多次许下过的诺言——我甚至连一张卡片都没送给你！我真不是个人，请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联系！”两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见面。
当年6月，当地警察报告称，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中有个名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女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迅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娅是个23岁的教师。她的社会地位比斯大林高。她是敖德萨的贵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敖德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读于精英大学预科学校，然后进入了大学。据警察报告称，“佩德罗夫斯卡娅贵妇”曾于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达两年。当她认识奥斯普·科巴时，她正好刚刚结束服刑。斯大林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两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热烈，因为在此之后，她竟然为了索索待在了被遗弃的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又跟着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无从了解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寄来破旧的杂志期刊，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党的最新情况：工党依然处于分裂之中。列宁依然敌视波格丹诺夫，这让斯大林十分不满。“你觉得波格丹诺夫的新书怎么样？”索索问他日内瓦的朋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在我看来，它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列宁）的个人偏见，这极为重要。他同时指出，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不一样……而伊里奇却在掩饰这一点。”
斯大林尊敬列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列宁的理念全盘接受。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展了削弱列宁的影响力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而现在，在他看来，列宁的分裂主义完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渐式微的俄国，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无法忍受这种颐指气使的行为。“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复存在了。”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党内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清洗者”认为是时候为工党画上句号了。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与那些“调停者”达成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和孟什维克党合作，生死与共。
斯大林当然知道党需要他，因此，他无心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继续滞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体系就变得越发混乱。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间，俄国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没有超过18000人。索索给圣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显，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开始为逃离筹资，从邮局得到了好几笔钱。流放者们假装举行了一次赌博，斯大林“赢下了700卢布”。
6月的晚些时候，在“大河雄鸡”完成早晨的检阅后，苏霍娃帮斯大林穿上了一身萨拉凡——俄国风格的无袖长裙。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剃了胡子，但乔装打扮的斯大林在苏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来到了当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临别时分，斯大林——全然不顾那身女装，亲吻着苏霍娃说：“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块丝缎手帕报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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