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吉奥的回忆录能留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它完成于1925年的苏联时期——当时，列宁刚刚去世，而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也只有这段时期为吉奥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该书先是出现在列宁格勒，然后在季诺维也夫的势力范围中流行。据说，季诺维也夫故意让此书流传，他想以此来警告斯大林。当时，两人正在就苏联的领导权展开争夺。吉奥在书中说，格鲁吉亚警察的翻译官之所以背叛了沙皇政府，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吉奥还回忆说，斯大林曾给过他行动代号，让他联系另一个名为科尔涅夫的同志。后者的身份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个警察间谍。吉奥认为，这个科尔涅夫骗了斯大林，但一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想试一试吉奥或直接让他去送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他正在考验科尔涅夫。
[4] 在有些情况中，警察的价码实在太高了。“亲爱的，”一位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写道，“不幸的是，我没法帮到你了。那些军官说，如果想为雅科夫·米哈伊尔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争取取消出国流放（意为驱逐出国，而非流放西伯利亚）的话，就得给他们800卢布。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5] 在指证斯大林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说法中，有一个关键性证据，可它很有可能是伪造的。那便是所谓的“埃雷明之信”。这封信首度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并构成了I．D．列文和E．E．史密斯所著的阴谋论传记的理论支撑。的确，埃雷明上校自1908年2月始便是第比利斯奥克瑞纳的头目。写这封信的人显然对斯大林和奥克瑞纳都十分了解，但它还是出现了很多细节错误。信中赞扬了斯大林为奥克瑞纳所做的工作，但它也明确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说他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因为归根到底，他依然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去世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他的继任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中央政治局命令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对其进行核实。谢罗夫的调查报告最近公布于世，他的结论同样是此信为伪造物。至于“大清洗”是斯大林试图销毁他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证据的说法，罗曼·布拉克曼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2001年出版）一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它。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当明亮的圆月
穿过苍穹
它的光芒
在蔚蓝的地平线闪耀
当夜莺唱起轻柔的歌
歌声在空中摇曳
排箫的低鸣
在山巅回荡
当山间的春色无法阻挡
席卷而来，喷涌而出
森林被微风唤醒
开始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被敌人驱逐的人
再一次为他困难的祖国所用
不见天日的病人
再一次看到了太阳和月亮
那么，我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人
也将再次振臂高呼
我那阴郁的心灵
再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被憧憬所裹挟，
我的灵魂在舞蹈，我的心脏在跳跃
可是，憧憬真将
在此时变成现实吗？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最开始时，斯大林否认他用过“托托米安茨”这个名字，并坚称自己并没有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犯下过任何罪行，因为那一年他在伦敦——他只承认自己曾从流放地逃跑过。当波多尔斯基中尉问起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时，时年30岁的索索说，他们相识于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但“从未同居”。我们无从判断他这样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在危难时刻抛弃她，抑或想保全她的名声。三者都有可能。但是，史黛芬妮娅却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事情。早在4天之前，24岁的史黛芬妮娅便已经向波多尔斯基招供：“是的，我认识朱加什维利。我们住在一起。”
3个月后，宪兵队决定释放史黛芬妮娅，但是，“考虑到（斯大林）长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中身居要职，屡教不改，还两次从流放地逃亡，建议对他处以流放西伯利亚5年”。5年是最长的流放刑期。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扎伊采夫上尉已经被解职了，而新上任的军官则拒绝受贿。
索索的同志让他假装得了结核病，并贿赂了一位医生，让索索得以转移到监狱医院。在那里，索索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巴库总督。他在信中提出了极为浪漫的要求：
考虑到我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我请求阁下……检查我的健康状况，放松对我的监禁，取消我的刑期。
我请求阁下允许我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莉安德罗夫娜·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
请愿者：朱加什维利
1910年6月29日
已经被释放的史黛芬妮娅肯定前去监狱看望过索索，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就在第二天，索索又向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已称史黛芬妮娅为他的“妻子”了：“我妻子造访了宪兵队，并了解到，阁下认为有必要将我流放至雅库茨克。我不明白为何要对我处以如此严刑，我认为宪兵对我的案子并不足够了解并因此产生了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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