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话友回忆，1987年底中方一个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回访以色列， 这是继1985 年以色列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 经由这条通道开展的另一项重大行动 。 中方的目的是要通过实地考察，直接地深入了解以色列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为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代表团 的成员均为国家农村和农业机构的经济和技术专家， 包括以下提到的中国一家重要智囊机构的代表。选择农业作为考察主题既是从需要出发，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问题的敏感性，期间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整个考察过程相当顺利，但到最后一刻却出了点小麻烦。代表团临别前夕举办的封闭告别酒会行将结束时，宴会厅大门外来了黑压压一大批西方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摄像机包围上来。这是完全违反双方的有关保密承诺的，中国代表团被迫退回厅里提出交涉，主人最终只好另开后门让代表团返回驻地，西方记者们是白等了一个晚上。我还听说，波哈莱斯教授与中国交往之初，围绕保密问题还引起过一段小插曲。他在会见中国农业部以及农业大学的有关人员时，得知他们希望改良奶牛的基因结构，而且他们知道以色列的奶牛品种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以色列奶牛平均产奶量超过1.1万公斤，因此他们有兴趣获得以色列良种公牛的精子。为了表示好意，波哈莱斯教授再次访问中国时，特意给中方带来一种非常著名的以色列公牛精子。他安排将盛有公牛精子的两个特制冷藏罐交给中方设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再由他们发往中国内地。但是由以色列运到香港的冷藏罐上，写明的接收地址是以色列驻港领事馆，由此引来了 一个问题。 在以色列总领事看来，这是关系到政治的一个可乘之机，是外交上的重要一步，坚决要求中方派人直接到领事馆领取。但是中方迟迟不派人来，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理由，他们将进入以色列领馆视为涉及政治外交的一步。这样一来，从以色列领馆接收公牛精子一事就耽搁下来了，于是有人开始质问：“波哈莱斯的精子出了什么问题？” 谁知道，问话人是口误还是无知呢？ 这事一直传为笑柄。 后来还是双方互作让步，冷冻罐搬放到以色列领馆所在商业大楼的大厅里，由中方驻港机构派一名信使前来领走，双方均感满意。当然，最满意的还是波哈莱斯教授自己， 一出富于幽默感的闹剧结束了，精子的疑问终于化解，还给他一个清白。直到1992年中以两国正式建交以前 ， 通过上述秘密渠道组织安排了数十项重大业务活动，促成一系列项目的签约和实施， 几年间进入中国的以色列人数以百计，他们主要有商人、工程技术专家和科学家。这条渠道的沟通网络，实际上已经程度不同地布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和工商技术界， 在其存在的几年时间里，为推动中以两国经贸和科技界的接触与交流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还应当提到的是，这个渠道开展的广泛而积极有效的活动，实际构成了两国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曲前奏。对中国农业问题的关注波哈莱斯教授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为促进中以两国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所做的实际努力和他的学术成就，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赢得中国人民的应有尊敬。波哈莱斯教授以他的学术专长，亲自开创和参与了一些重大合作项目，如甘肃武威的干旱农业规划、广西的柑橘开发、山东烟台的农村发展问题研讨等。柑橘项目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吸收美国资金和以色列先进技术的三方合作模式，却是波哈莱斯教授以他的智慧并经过多方奔走、克服重重困难而达致的成果。波哈莱斯教授及其同事，在原中国华阳公司的专家陶增鑫教授陪同下，对中国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进行过两次考察，并向中国有关当局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报告：《甘肃武威地区水土保持和灌溉系统评估报告》。
波哈莱斯教授在1987 年进行考察的时候就曾指出过，河西走廊由于水资源的过采和浪费已导致环境严重恶化和土地的进一步沙漠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主张从外部调进水源，而应当从内部节约用水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着手，要发展节水农业技术和改进作物品种结构，加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他的意见十分中肯和富有见地。1988年，中方公司和当时中国的重要智囊机构“中国农村政策发展研究中心” 在烟台联合举办研讨会，邀请波哈莱斯教授就其学术专长论述农村规划与发展问题。波教授和他的同事在会上所作报告，引起来自全国各地方农村和农业政策研究和决策人员的极大兴趣。研讨会结束后，当年11月30日，波教授在北京受到上述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的接见。 两人长时间详细讨论了涉及两国在农村和农业领域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一致认为，当前应着重在干旱农业和经济作物两方面下功夫，从两个项目着手：西北地区的节水农业技术应用和华南地区的柑橘开发。这次会晤和达成的共识，对于早期中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后来许多经贸和技术交流合作项目均与这些方面的课题有关。杜先生是当时知名的中国农村改革重要决策人物之一。波哈莱斯教授将他的专著《农村规划与发展导论》（英文版）一书送给杜先生，并在扉页上手书道：“中国绿色革命之父惠存”。这部著作后来已经在北京译成中文出版。杜先生不久之后曾计划出访以色列，可惜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未能成行。1995 年，波哈莱斯教授应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权威管理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农业研讨会。参加会议有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最优秀专家，主要议题是中国农业为充分满足全部人口的粮食需求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发展方式。尽管实施节制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30 年仍将达到大约16亿之多。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当时主管中国农业，也参加了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在讲话中谈到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他说，中国和以色列在农业方面开展合作，对中国将十分有利。曾几何时，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声言，中国未来将无法供养本国人口，要生产足够粮食让全部人口吃饱肚子，中国显然力所不及。此言一出，在中国引起极大愤慨。后来举办一届国际论坛，主要目的是商议中国未来30年的农业战略，波哈莱斯教授积极参加论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提出将中国现有的小麦种子更换成具有更大基因改良潜能的新型种子，提高亩产。波教授与以色列“哈谢拉”种子公司联系，敦促该公司为中国供应高基因品质的优良麦种。他多次谈到的有关中国必须在改良现有麦种上面下功夫的观点，得到国际论坛的一致采纳，并在研讨会上作为一项决议公布。波哈莱斯教授对中国农业问题的关注，还反映在他的其它著作中。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编撰并在美国出版了《中国农业 1949－2030》一书，波教授是其中撰稿人之一。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2000 2030农业调整和西部开发的战略问题》，专门阐述他有关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建议，并论及 他对中国和以色列在西部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前景的看法。值得尊敬的学者和益友波哈莱斯教授是我和我话友的共同朋友。2009年，我接受波哈莱斯教授的委托，有幸向我的话友转交波哈莱斯赠送的《自传》一书。话友看到波教授在该书扉页上的签字和致词，不由得深情回想起与波教授共事的那些难忘日子。自从1985 年首访中国之后短短三年时间，波教授连续五次进入大陆、两次到达香港进行访问和洽谈。话友始终和教授保持密切接触，同他一起出访各地开展工作，见证波哈莱斯教授为了两国利益所作的辛勤努力。波教授以他的智慧和执着精神，克服通往中国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和重重困难，为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话友深怀对波教授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印象里，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波教授，与其说是一位商业上的合作伙伴或者谈判对手，不如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和良师，一位年长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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