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一波来华潮
如上所述，随着波哈莱斯教授1985 年访华，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商人、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沿着这条通道进入中国。大量以色列公司和机构的名字，也开始为中国商业和科技界所熟知。初进中国市场据统计，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经由上述渠道与中方建立联系的以色列公司和机构共有数十家之多，涵盖政府部门、工商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涉及农业、电子、化工、能源、机械、医疗卫生等领域。以色列的著名企业捷足先登，他们或者派员前来探询商机，或者就已有端倪的项目深入追踪，更有加紧设立联络处或代表处以备长期扎根的。这些企业包括：科尔工业集团公司，塔哈尔工程公司，塔蒂兰电子公司，赛迪斯技术公司，以色列化学工业公司，涅达菲滴灌公司，农业发展公司等等。以色列工商部、农业部、国家人文科学院，也先后建立起联系。农业，特别是干旱农业和节水耕作是这个时期人员和技术交流的热点。一批在这一领域里成效卓著的以色列企业以及专家学者，相继应邀来华。塔哈尔、耐塔芬、农业发展等公司以及农业交流中心“玛沙夫”，为中方 提供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派遣专家深入西北干旱地区和其他农业省份，帮助建立示范农场或试验田，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开展农业技术咨询。 我们将在另一章记述的北京永乐店示范农场，是突出的代表，此外有河南新乡棉花试验田、甘肃武威沙漠植物园、广西柳州柑橘园 等地方的滴灌和微喷灌试验应用，均获得显著成效。1988年，以色列哈谢拉种子公司的优质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在广东省中山市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中方公司联合当地农场和以色列哈谢拉公司建立一家西红柿合资企业 ，在中国首次开发生产樱桃西红柿。这种西红柿肉质上乘，果型和色泽漂亮，能长期自然保鲜三周，立刻赢得业界和市场的青睐。产品以“红美”品牌外销香港，十分抢手，出口价格相当于中国普通西红柿品种的3－4倍，首次为中国内地果蔬抢占香港高档市场打开了一个豁口。以色列专家阿龙巴先生为开展本项目作出了艰辛努力。他阖家五口人从以色列迁到中山市，住进当地的普通居民楼，同农场职工一起出入田间劳作，历时两年。这个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长期坚持下来，但是著名的以色列樱桃西红柿毕竟在中国生根发芽，它并不局限于中国南方，后来很快在北方 获得了更大发展。在制造业领域，以色列工商企业和科研机构带着他们的高质量产品和先进技术，也在快速渗入中国市场。 代恩公司的滴灌系统和赛特斯公司的电子彩色拼版印刷系统首先取得突破。北京一家塑料厂成功引进代恩公司的滴灌系统滴头生产线，从而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生产制造所需先进滴灌装置的历史。陕西省一家印刷厂的彩色拼版系统项目，由赛特斯以其领先于西欧和日本的技术而成功夺标，陕西厂为此成为中国印刷界最先采用此项世界先进技术的先行者。塔地兰公司与天津一家电池生产研究单位的接触最为深入，历经两年多的商谈富有成效， 只是碍于资金未能及时到位，项目还是拖延下去了。天津的高效电池 和前面提到的广西柑橘等 一些商业项目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对两国的人员技术交流、对中方了解和吸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些以色列技术起到了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以色列的工商业巨头科尔工业集团和科尔商贸公司，无疑对初期中以之间的商贸往来发挥重要作用。中方和科尔公司1988年9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届以色列技术展示会，这在中以商贸往来仍处于密闭状态的初期是一个重大发展，将双方的商贸交流与合作推进到更高的水平。阿莫斯.尤丹代表科尔商贸公司最早进入中国的是阿莫斯.尤丹先生。他是首批来华、也是至今最为成功的在华创业的以色列商业人士之一。
还在尤丹先生与中国建立联系多年之前，我两就已认识。他在科尔商贸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我是农业发展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两家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我经常和尤丹先生保持接触。我们后来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项目上进行合作。尤丹先生在1986 年开始进入中国，当时是科尔商贸公司的代表。后来巧遇机缘，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的代表找到他，与他商量创建一家公司，既不亮明以色列的身份，但实际代表以色列工商界，目的是通过这家公司与中国商家建立联系，促进以色列各家公司与中国公司进行接触。以色列总理采纳了这一想法。以色列方面考虑，这家公司不仅开展商贸活动，而且担当促进两国政治外交联系的任务。 新公司取名“嘉比高”(Koppeco)，尤丹先生被任命为总经理。1987年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并开始运作。顺便提一下， 这项决定曾经遭到萨尔.艾森伯格的坚决反对 ， 但他的反对无济于事。艾森伯格何许人也？ 应该说，中以开启接触的历史，那是沿着两条渠道平行发展的。艾森伯格 军事技术，波哈莱斯和后来的尤丹 经济和民用技术。后者带有更明显的政治外交色彩，因此有着不同一般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本书不打算介入军事安全领域，但是，既然问题涉及中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不应当回避艾森伯格其人。萨尔.艾森伯格萨尔.艾森伯格（1921－1997）生于德国，纳粹上台以后便流落他乡，转辗于欧洲一些国家谋生，但无着落。后来到了荷兰，不料纳粹又跟着侵入荷兰，他只得赶快逃离，于1940年到达上海，又从上海转往当时被日本占领的哈尔滨。他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为妻，此后他妻子归化为犹太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伯格开始经商。我听说过有关他经商的一段趣闻，但不敢担保全部属实。据说当时有几个日本富商手上拥有几家大企业，因为担心财产被占领日本的美国人没收，于是将这些财产转到了艾森伯格名下。没收财产的危险是渡过了，不过财产归在他的名下，他完全可以不顾财产本来不属于他的事实，将其据为己有。但他为人诚实，最后还是把全部财产归还了日本原主。日本人对他感激不尽，作为报答给了他一笔巨款，又交给他好些生意上的关系，使他得以同日本、美国、韩国、印度等国的公司做上大买卖。他逐渐成为日本、韩国和欧洲之间贸易的风云人物之一。一个逃亡到中国的分文全无的难民，一跃而成为亿万富翁。艾森伯格是在80年代初期比波哈莱斯稍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不过他的兴趣是在做秘密的军工交易。 他开始同中国做生意，传说大多数买卖都是军火。有关他涉及国防军工生意的详情，一直秘而不宣。根据各家不同报刊披露，艾森伯格于1979年第一次非常秘密地进入中国，他乘坐的是自己的私人飞机，随行的以色列代表团由军工的重量级人物组成。在第一个代表团之后，又有其他代表团访华，结果促成中国和以色列军工方面的合作。他搭建了以色列军事工业与中国同业沟通的桥梁，据媒体透露，通过艾森伯格与中方达成的交易总金额达几十亿美元之多。我要强调，这些讯息是在不同媒体上发表的，是否属实不加评论。依我来看，艾森伯格的另一类业务更为重要和更值得注意。他在中国设立炼油厂以及一家农业发展公司，毫无疑问，这是推进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艾森伯格自诩为促进中国－以色列两国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的确在以色列大众看来，艾森伯格无疑是推动中以关系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以我在中国的经验，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听说最多的犹太人大概就是艾森伯格先生。他将自己一生的最后岁月献给了对华贸易事业, 1997年在一次访华期间病逝于北京。我和艾森伯格有过私交，我尊敬他，对他的为人也有所了解，这事留待下面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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