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贾说：“大王何必惭愧！周公命令管叔监视殷民，管叔却与殷民共同叛乱。如果周公预知管叔可能叛乱，就是不仁。如果周公不知管叔可能叛乱，就是不智。周公乃是孔子之徒称颂的圣人，尚有不仁不智之时，何况大王？我为大王去见孟轲。”
陈贾前往稷下学宫，拜见孟轲：“周公是何等人？”
孟轲说：“圣人。”
陈贾问：“周公命令管叔监视殷民，管叔却与殷民共同叛乱。有无此事？”
孟轲说：“有。”
陈贾问：“周公是否预知管叔将会发动叛乱？”
孟轲说：“不知。”
陈贾问：“圣人也有过错吗？”
孟轲说：“周公是弟，管叔是兄。弟弟信任哥哥，即使错了，岂非情有可原？古之君子，有了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民众无不看见；一知过错必定改正过错，民众无不仰望。今之君子，有了过错仍然坚持过错，一知过错必定文过饰非！”
立刻辞去上卿，准备归邹。
齐宣王亲往稷下学宫，送别孟轲：“先生先是拒见寡人，如今又要归邹。不知今日一别，是否还有相见之日？”
孟轲说：“大王好自为之，或许还有相见之日。”
次日，孟轲向稷下祭酒淳于髡告辞。
淳于髡说：“大王命我挽留先生，留任稷下学士，食禄万钟。”
孟轲说：“我已辞去上卿之禄十万钟，为何留恋学士之禄万钟？”
淳于髡说：“先生一再重申孔子之言‘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就是要让君之实符合君之名，臣之实符合臣之名。先生身为齐国上卿，既未使君之实符合君之名，也未使臣之实符合臣之名，怎能独善其身离开？忘了曾经发愿兼济天下，怎能算是仁者？”
孟轲说：“孔子曾为鲁司寇，鲁定公不用其言，毅然去国，周游天下。君子所为，众人岂能明白？”
于是带着弟子公孙丑、充虞路，离齐归邹。
走到临淄西北的昼邑，停留三天。第四天重新启程。
尹士对高子说：“孟轲如果不知大王并非汤、武，就是不明。如果知道大王并非汤、武，仍然求仕，就是干禄。千里见王，不用而去，却在昼邑停留三天，走得多慢啊！我鄙视孟轲为人！”
高子派人追上孟轲，转告尹士之言。
孟轲说：“尹士怎能明白我的为人？千里见王，确是我的愿望。不用而去，并非我的愿望。我在昼邑停留三天，然后离开，还嫌走得太快，希望大王承认过错，派人来追。大王不追，我才决意归邹。”
充虞路说：“夫子曾经教导弟子：‘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为何如此不高兴？”
孟轲说：“彼一时，此一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必有辅佐王者的贤人名世。西周至今七百余年，早已超过五百年，该有王者兴起了。上天不希望天下太平则罢，如果希望天下太平，那么辅佐王者的贤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轲走到休邑（山东滕州北），公孙丑问：“夫子在齐担任上卿，是否曾经动心？”
孟轲说：“未曾动心。孔子是四十不惑，我是四十不动心。”
公孙丑说：“那么夫子的贤德，虽未超过孔子，至少超过了先祖孟贲。”
孟轲说：“不动心不难，连告子也能不动心。”
公孙丑问：“不动心有道吗？”
孟轲说：“有。只要不像宋人助长其苗那样，助长其心。”
公孙丑问：“宋人如何助长其苗？”
孟轲说：“宋人嫌禾苗长得太慢，就把禾苗拔高，结果禾苗全部枯死。世人助长其心，一如宋人助长其苗，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孟轲六十一岁，离齐归邹，再未出游求仕。
庄子五十八岁，九国混战，中原饥荒。宋国助齐伐魏，被魏、越、秦击败。
蔺且问：“孟轲嘲笑宋人拔苗助长，夫子反对世人擢拔真德，语言似乎相近，意旨为何相反？”
庄子说：“《老子》有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若非天下饥荒，宋康王又横征暴敛，商丘农夫何必拔苗助长？孟轲仅仅嘲笑拔苗助长的宋国农夫，却不抨击迫使宋国农夫拔苗助长的宋康王。孟轲所言不动心，不助长其心，是说不动邪恶之心，不助长邪恶之心，保留仁义之心，助长仁义之心。孟轲既然把人心分为邪恶之心、仁义之心，怎能坚持人性本善？可见孟轲之言毫无经纬本末，不知仁义并非真德，仅是擢拔助长真德以后的伪德。”
蔺且问：“为何仁义属于伪德？”
庄子说：“《老子》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攻战杀伐违背仁义，然而齐宣王以戡乱为名伐燕灭燕，张仪策动诸侯伐齐存燕，无不号称仁义之师。好战嗜杀的诸侯，无不自居仁义。诸侯有无仁义之名，与有无仁义之实无关，仅仅取决于胜败，胜者即有仁义之名，败者即无仁义之名。可见孔子之徒鼓吹的仁义，并无客观标准，诸侯必将为了自我拔高而窃居仁义，民众必将为了谋取富贵而伪装仁义，因此仁义必成伪德。老聃之徒尊崇的道德，则有客观标准，诸侯无法窃居，民众无法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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