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率领魏昭王、韩辰，前往邯郸朝拜赵惠文王、李兑。
魏昭王把魏地阴成（今地不详）、负蒿（今地不详）、葛孽（河北肥乡），献给赵国。
魏君、韩相朝赵，三晋重建联盟。胡服骑射的赵国，取代雄霸百年的魏国，成为三晋盟主。
三晋君臣，从此分为两派。
主流派主张，以赵为首的三晋，应该联齐伐秦。主谋者是齐湣王倚重的燕相苏秦，追随者是离魏仕齐的周最，支持者是齐湣王、赵惠文王、魏昭王、韩釐王。
反对派主张，以赵为首的三晋，应该联秦伐齐。主谋者是痛恨齐湣王的魏相孟尝君，追随者是魏将芒卯、韩相韩辰、赵将韩徐为。
天下局势取决于三晋，三晋两派取决于李兑，于是天下君臣争事李兑。
李兑三年前被苏秦说服，决意取代孟尝君，成为伐秦盟主。去年赵惠文王亲政，李兑大为恐慌，欲借伐秦固位免祸。于是秦伐魏，李兑即救魏。韩亲秦，李兑就伐韩。李兑僅是尚未公开反秦，仍在等待时机。如今孟尝君率领魏、韩朝赵，李兑认为时机已到，立刻公开反秦，故意挑衅秦昭王，收回赵武灵王当年献给宣太后的养邑。
秦昭王大怒，与魏冉商议，欲让亲秦的齐相韩珉，说服齐湣王共同伐赵。
三晋、秦、齐君臣，忙于合纵连横。
燕昭王听命苏秦，等待时机。
楚顷襄王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孟轲离齐归邹二十三年，死于邹国。终年八十四岁（前372-前289）。
弟子万章等人，编纂了《孟子》内外篇。
孟轲亲撰的内篇七：《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人注疏章句，每篇分为上、下，变成十四篇。
弟子万章等人所撰的外篇四：《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后人视为伪作，东汉以后亡佚。
孟轲如此评论自己所处时代——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庄子八十一岁，改定第六篇《大宗师》。
蔺且问：“何为知天，何为知人？何为真知，何为真人？”
庄子说：“知天就是知晓天道永恒不变，知人就是知晓人道无时不变。丧忘人道伪知，就能破茧化蝶。直面天地万物，就能获得真知。顺应天地真道，因循天赋真德，飞翔天地之间，就能成为真人。”
蔺且问：“何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何为自适其适，以德为循？”
庄子说：“以君为父者，把君主之役视为命定之役，把君主之适视为自己之适，以人道遮蔽天道，以伪德戕害真德。以天为父者，把自己之适视为命定之适，把天赋真德视为立身之本，以天道鄙弃人道，以真德鄙弃伪德。故曰：‘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蔺且问：“为何适人之适就是违背天道，自适其适就是顺应天道？”
庄子说：“此时此刻勉强自己适人之适，彼时彼刻就会强迫别人适己之适，最终违背真德，变成假人。己若适人，己必不适。人若适己，人必不适。人人适人，必定人人不能自适，必定人人役于他人，必定人人亏生迫生。勉强自己适人之适，实为伪善，却被伪道视为真善。役人就是强迫他人适己，实为真恶，却被伪道视为不恶。没人愿意仅仅适人，人们被迫适人，都是为了役人。役人之真恶，植根于适人之伪善。”
蔺且问：“很多人把适人之伪道，奉为自古而然的真道，甚至以适人为自适。又该如何区分伪自适与真自适？”
庄子说：“适人者必须倚待外物，谨小慎微，不敢丧忘伪道之雷池，不可能丧忘适人之不适，可见以适人为自适乃是自欺欺人。自适者无须自欺欺人，不必倚待外物，不会谨小慎微，自由遨游真道之天池，抵达丧忘自适之至适。”
蔺且问：“何为丧忘自适之至适？”
庄子说：“鞋子合脚，脚处于至适，就会丧忘脚和鞋子；鞋子不合脚，脚处于不适，就会扭曲脚，努力适应鞋子，不可能丧忘脚和鞋子。腰带合腰，腰处于至适，就会丧忘腰和腰带；腰带不合腰，腰处于不适，就会扭曲腰，努力适应腰带，不可能丧忘腰和腰带。真德合于心，心处于至适，就会丧忘伪道之是非；伪德不合于心，心处于不适，就会扭曲真德，努力适应伪道之是非，不可能丧忘伪道之是非。扭曲真德努力适应伪德，难以消灭真德，仍须每时每刻强迫真德屈从伪德，所以每时每刻都不可能丧忘伪德。只有顺应天道，因循真德，不变迁内德，不盲从外境，才能无往不适，不仅抵达丧忘适人之自适，而且抵达丧忘自适之至适。”
蔺且问：“君尊臣卑的人道，核心乃是礼仪。很多人遵守礼仪早已习惯成自然，认为遵守礼仪并非适人，而是自适，因为遵守礼仪不仅他人舒适，自己也很舒适。又该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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