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说：“孔子两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其言乃是自况。你何必如此迂腐，被孔子之言拘束？《礼经》有言：‘在家从父，父死从夫，夫死从子。’妇人没有擅自作主之义，而有三从四德之道。我应该行我的妇人之义，你应该行你的君子之道。”
孟轲于是辞别母亲、妻儿，游学齐国稷下，与淳于髡结交，与匡章交友，成为稷下学士。
不久，又与墨者告子辩论“人性善恶”，一举成名，轰传天下。万章、陈臻请为弟子。
庄子四十一岁，居于蒙邑东门。
钟离氏问：“卖掉荆园，搬来东门，家境大不如前。庄遍已经二十岁，庄咸也已十一岁，他们将来如何安身立命？”
庄子说：“学儒学墨，都要出仕，就要适人之适，役人之役。我不愿出仕，也不愿儿子出仕。只要学会一技，足以安身立命。自古以来，都是易子而教。既然蔺且向我学道，不如让庄遍向蔺陶匠学陶。”
钟离氏赞成：“陶器乃是民生日用之物，学陶很好。”
庄遍于是师从蔺陶匠，学习制陶之技。
蔺且十二岁，师从庄子学道。
蔺且问：“稷下墨者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稷下儒者孟轲，主张‘人性本善’。夫子以为谁更有理？”
庄子说：“儒墨囿于人道，未达天道，各执一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儒墨之言，是非无定，均为囿于门户的假是非，而非超越门户的真是非。”
蔺且说：“告子、孟轲之言，难道一样错误？”
庄子说：“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认为‘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至少比拟恰当，不失经纬本末。孟轲主张‘人性本善’，认为‘水无有不下，性无有不善’，比拟不当，自失经纬本末。因为从善如登，上登甚难；从恶如崩，下崩甚易。孟轲既然认为‘水无有不下’，就不能主张‘性无有不善’，只能主张‘性无有不恶’。所以相对而言，告子之言胜于孟轲之言。不过人性不宜用善恶来界定，必须用真伪来界定。人为设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然后赏善罚恶，必将扭曲真实人性。人们为了受赏而争相为善，必非真善。人们为了逃刑而不敢为恶，必非真不恶。所以《老子》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如果擢拔天然真德，标榜人为伪德，民众为了谋求富贵，必将日趋诈伪，骗取名誉，最终失去操守，无恶不作。”
宋相戴盈又到蒙邑，请教庄子：“我相宋六年，辅佐主公推行仁政，表彰仁义，奖励忠孝，意在淳厚民风。为何事与愿违，如今宋国反而民风浇薄，日趋诈伪？”
庄子说：“当年宋桓侯兼用儒墨，表彰仁义忠孝。蒙邑儒生郑缓，为父服丧六年，受到重用，爵为官师，主持太学，河润九里，泽及三族，获赐戴驩相府，移居商丘崇门。宋民为了谋取富贵爵禄，于是竞相伪装孝子，仅仅商丘崇门，每年就有十多人哀毁过度而死。后来戴剔成重墨黜儒，郑缓自杀，伪善之风稍减。如今宋君偃听从相国之言，重新兼用儒墨，表彰仁义忠孝，所以伪善之风重新大炽。”
戴盈问：“为何表彰仁义忠孝，都会导致伪善？”
庄子说：“如果不受表彰，仁义忠孝原本乃是无关富贵爵禄的内心真德。一旦受到表彰，仁义忠孝必将沦为猎取富贵爵禄的外示伪德。因为真正的仁义忠孝者，羞于凭借仁义忠孝，谋取富贵爵禄，于是竭力掩饰自己的仁义忠孝，最终不为人知。而伪装的仁义忠孝者，为了凭借仁义忠孝，谋取富贵爵禄，于是竭力张扬自己的仁义忠孝，最终广为人知。最为不幸的是，民众无不明白：广为人知的仁义忠孝者，必是最为伪善的仁义忠孝者；最为伪善的仁义忠孝者，才能成功猎取富贵爵禄。于是民众为了谋取富贵爵禄，竞相伪装仁义忠孝。淳厚民风，因此破坏殆尽。仁义忠孝，从此荡然无存。”
戴盈说：“真没想到，表彰仁义忠孝，反而丧失仁义忠孝！请问夫子，什么是仁？”
庄子说：“虎狼之德，就是仁。”
戴盈诧异：“虎狼极其凶残，为何夫子竟说虎狼之德是仁？”
庄子说：“相国是孔子之徒，必然明白孔子之道‘亲亲之仁’。‘亲亲之仁’仅对同宗亲人仁慈，但对民众百姓并不仁慈。虎狼也对小虎小狼仁慈，但对牛羊百兽并不仁慈。孔子之道，实为虎狼之道！仅有‘亲亲之仁’，怎能自诩至仁？”
戴盈大惊：“何为至仁？”
庄子说：“至仁无亲。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戴盈说：“孔子有言：‘无亲就不爱，不爱就不孝。’夫子却说至仁无亲，那么至仁是否必须不孝？”
庄子说：“孝亲并非过错，仅是远离至仁。”
戴盈问：“孝亲距离至仁，究竟多远？”
庄子说：“一如南方的郢都和北方的冥山那么遥远！用尊敬双亲来孝事双亲，较为容易；用爱戴双亲来孝事双亲，较为困难。用爱戴双亲来孝事双亲，又较为容易；用忘记亲疏来孝事双亲，又较为困难。自己忘记亲疏而孝事双亲，又较为容易；双亲接受我忘记亲疏，又较为困难。双亲接受我忘记亲疏，又较为容易；我忘记亲疏而平等对待天下人，又较为困难。我忘记亲疏而平等对待天下人，又较为容易；天下人无不忘记亲疏而平等对待天下人，最为困难。天下人无不忘记亲疏而平等对待天下人，才是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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