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众将中，刘光世做官最早，升迁最快，一路风光无限。他曾大言不惭地夸耀道：“我一向竭诚报效国家，将来史官一定会记载我是中兴大宋的第一功臣！”
但可惜的是，后世史书评价他：“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玩寇自资”。
以后的岁月里，赵构不得不多次提醒他要努力缝补吹破的牛皮，说：“你不要光耍嘴皮子说说，得付之行动。”（“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
刘光世还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箩筐。根据宋人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所载：严州（今浙江龙游县）乌石寺建在高山之上，岳飞、张俊等人都在上面题名，刘光世不识字，只好让一个名叫“意真”的妓女代书。大词人姜夔题诗谑称：“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
这三个人中，张俊和刘光世是一路货色，两人年纪相近，禀性相仿，臭味相投，曾在西北做过同事，一起扛过枪，一起荒唐过，关系很铁。
听说这三个人率军而来，自以为已经天下太平的苗傅和刘正彦顿时慌了手脚，连忙派人以高官厚禄收买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
任苗、刘二人说得天花乱坠，三人均不为所动，继续按原计划向杭州靠拢。韩世忠甚至将苗、刘派来的使者斩了，并扬言：“我的心中只有建炎帝，没听过什么明受帝！”
韩世忠的反应把苗、刘二人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苦想多时，也想不出退兵的办法。
有人给他们出了个点子，说：“韩世忠不是说他心中只有建炎帝吗？就让建炎帝打发他回去好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馊主意。
可是苗、刘二人这时实在是没主意了，蓦然间得到如此“高人”指点，病急乱投医，飞快地找到赵构，恳切地请求赵构复位，下诏命韩世忠退兵。这时候距赵构退位才不过二十多天。
苗傅和刘正彦这么做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四月二日，几路勤王军顺利攻破杭州，苗、刘二人趁着混乱从涌金门遁亡。
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顾不上追赶，争先恐后冲入宫门，抢着向赵构邀功。
赵构首先见到的是韩世忠，握着他的手恸哭，说：“韩爱卿啊，想不到你能来。”
韩世忠煽情地答道：“什么话呢，皇上，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会来啊！”
刘光世、张俊相继而来，“上嘉劳久之”。
第二日，韩世忠率部追击苗傅和刘正彦，没费多少工夫，就将他们擒获，凌迟处死。一场仅仅维持了二十几日的闹剧终于落幕了。
但这场闹剧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
扬州遁亡时，赵构本人目睹了愤怒的百姓及军队处死几个黄姓大臣的惨相，惊恐之下，疑心加重。而这场政变更令赵构对掌权将领有种本能的恐惧，这为以后的一系列悲剧埋下了伏笔。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更让赵构欲哭无泪的是，经过这番折腾，被苗、刘二人奉为“明受帝”的赵旉惊吓过度，死了。这可是赵构唯一的儿子啊，还未满三周。儿子一死，赵构狂性大发，命人将负责照顾赵旉的宫女悉数处斩，但这于事无补，唯泄愤而已。这件事，使以后的立储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场政变当中，受益最大的当属平息这场政变中的张浚、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赵构对他们感激涕零，不久，将张浚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一跃成为文臣之首，而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人则成了南宋军队中的三巨头。南宋中兴四大将，韩、张、刘三人各占一席，第四位才是岳飞，其实论功绩，论贡献、论影响，岳飞都比其他三人大，堪称南宋倚若长城的人物，不过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卒子。
一封肉麻的乞降书
苗刘之变结束，论功行赏，张浚任知枢密院事，跃居群臣之首。
张浚对金属于强硬派，一上任，又一次提出了国家的定都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纲任相期间曾明确指出：东京是天下根本，是建都的不二之选，万不可弃，但还都东京之前，可以先在长安、建康、成都等地选一处作为陪都。
很多有识之士也提出，关于定都，可以有四种选择：第一，大宋和西夏曾连年作战，国家的军事中心已转移到了西北，故可留重臣守江南，派干将抚淮甸，然后定都长安，用陇右之兵，破敌人之计，则可收河北之地，回天下之心，这是最佳方案，上上之策。
第二，如果觉得西北路途遥远，可以退而求其次，把都城定在武昌或襄阳，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募义兵，联结河朔，屯兵上流，以为屏障，守中存攻，仍不失虎视中原之势，也是不错的选择，是为中策。
第三，驻跸金陵，定都于建康，积极修建江岸两边军事防线，操练水军，激励士气。但这仅为固守之策，而且长江之险一失，就得预备迁徙，不用说，这是一个下下之策。
第四，如果贪图江湖之险，寄希望于敌人之不来，停留在杭州犹豫迁延，一旦秋去冬来，金人驱掳舟楫，在江淮千里的地方数道并进，那时候，就只有浮国海上，居无定所，走一步算一步了，这是无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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