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日，赵构下诏督催岳飞从速返回鄂州军营，同时也发出明令宣布，刘光世原行营左护军分为六军，全部归都督张浚领导，由都督府的参谋军事吕祉直接管辖，并且由原任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的王德担任提举训练诸军。
政令一出，岳飞万念俱灰。
第二天，岳飞以守母孝为由，向赵构提交了辞职申请。不等回复，轻车简从自建康溯江西上，径往江州庐山东林寺而去。岳飞因为一时气愤，做出了这样一个不冷静的决定，震惊了朝野。
他本人不知道，这一举动，后果很严重，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也因为这一举动，他颇受后世的学者专家的谴责和抨击，说他性情浮浪、行事草率，不懂政治，不知韬晦，小肚鸡肠，器浅量窄，易怒易爆，只看眼前利益……
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岳飞的弱点。
但从常理而言，如果岳飞没有这样的表现，那就不是岳飞了。
岳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跟我们一样，食人间烟火，有爱恨情仇，有悲欢喜乐，甚至，因为是个农家子弟，他要比我们很多人单纯质朴；因为出身行伍，他的个性刚烈耿直，对是非判断也易于绝对化；而且少年得志，难免心高气盛。
史称他“平日沉默寡言，语不轻发”，是个很安静、很沉默的人，而一旦看不顺眼的人或事，特别是与自己理想、追求相违背的人或事，必“意所欲言，不避祸福”，不妥协、不屈服。
他因为看不惯赵构从应天退扬州、扬州退杭州，越职上书；他因为不能接受王彦“退避敌锋”的策略，大闹虎帐，高声切责；他因为不愿跟随杜充弃走东京，疾呼“中原之地尺寸不可弃”；他因为不能容忍杜充在建康府龟缩避战，强行闯进杜充的卧室，破口大骂：“金陵失守，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甚至对恩帅宗泽义授的兵书阵法，因为与自己的看法不同，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以“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理由将书束之高阁。
因为与收复故土的壮志相悖，他上书“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通泰州镇抚使”，差点让赵构下不来台。
绍兴四年春将复襄汉，宰相朱胜非好意提醒他，只要旗开得胜，朝廷就授节度使的头衔。结果他的一句“丞相待我何薄耶”，弄得朱胜非尴尬万分。
岳飞文武双全，既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又有英雄的狂傲。
赵构的变卦，在岳飞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开涮、糊弄。
这是岳飞所不能容忍的。
朱熹说：“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又说：“今人率负才，以英雄自恃，以致持气傲物，不能谨严，卒至于败而已。”
一直以来，受《说岳全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岳飞矢志不渝、尽忠报国的思想是一种“愚忠”，而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也总是和忠君扯在一起，国家、王朝和君主三位一体，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必须忠君。
岳飞并非如此。
从靖康奇耻到政权南迁，他经历了宋朝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山河破碎、白骨盈野，他对女真的憎恨和收复故土的决心与日俱增。他的爱国精神是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誓死以报，他对君主的态度，虽受忠君道德的束缚，但一旦皇帝表现出与自己的理念不符，岳飞选择的便是忠于自己的理想及目标，不屈从，不盲从。
岳飞的悲剧其实就是封建时代里忠君与爱国不能两全。
与岳飞相似的是，明末袁崇焕连续取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辉煌战果，却因不满皇帝的赏赐和朝内言官告黑状而愤然辞职。仔细比较起来，就不难发现，两人的思想境界并不在一个层次上。
岳飞辞职是因为他看透了当局没有收复中原的心思，理想破灭，壮志成空，怀着满腔的悲愤和苍凉黯然离去。愿望越迫切，失望了就会越沉重。如果这种事搁在刘光世、张俊一类人身上根本就不算个事——刘光世现在就很坦然地拿自己的军队和赵构进行政治交易。
岳飞孤傲、耿直和充满理想主义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赵构的戏弄，他的辞职，是向封建专政和封建强权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张浚听说岳飞撂挑子了，勃然大怒，你当你是谁啊？别以为少了你一个臭鸡蛋老子就做不成蛋糕！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张宗元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前往鄂州掌管岳家军，同时上奏赵构说：“岳飞处心积虑，专在并兵，辞职求去，意在胁君。”痛斥岳飞要挟朝廷的行为，指责岳飞野心很大。
赵构听了张浚的话，都要气炸了，大为震怒。
群臣战战兢兢，噤若寒蝉。
过了好一会儿，左司谏陈公辅才弱弱地说：“岳飞不过一介粗人，遇事欠考虑。他的表现虽然有些过激，但之前他要以十万雄兵横截金境孤立伪齐的想法也足表其忠义可用。”
赵构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也深感现在离不开岳飞，于是驳斥回了张浚收回岳飞兵权的计划，命参议官李若虚、统制官王贵火速赶往江州，敦请岳飞返回鄂州。
王贵和李若虚到了庐山东林寺，一连劝说了五天，均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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