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多是少？以北宋时期铜钱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大致相当于今日10多万人民币。以当时开封的物价，繁华地段“寸土寸金”，170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像样点的房子。但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房价毫无疑问要远低于市中心，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100贯钱就可以购买到一套很好的住宅。
上面说的乃是北宋的拆迁补偿标准，我们再来看南宋的拆迁补偿。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六月，由于“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高宗说，需要多少钱，临安府请先做个预算出来，报给尚书省，从皇室的内藏钱中拨款；尽量不要拆迁“民间屋宇”，如有拆迁，务必“措置优恤”。
当时负责拆迁补偿的官员叫做张偁，负责筑城工程的官员叫杨存中。七月份，杨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根据筑城图纸，臣等做了实地勘察、测量，划定了建设路线，现在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营寨教场”，只有少数“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迁。等筑城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高宗同意了这个筑城方案。
张偁也向皇帝报告了拆迁补偿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业主，则在附近官地中拨给一块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户，则由政府盖造公寓，“仍依原间数拨赁”；新城内外，只要是“不碍道路”的屋宇，则“依旧存留”。此外，政府对所有的拆迁户，都补偿“拆移搬家钱”，业主每一间房补贴十贯钱；租户则减半，每间房五贯钱，另外五贯钱给业主。这个拆迁补偿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晓谕，候见实数支给”，即禁止经手的官吏克扣补偿款。按南宋初的物价，十贯钱，刚好可以在临安府建造一间民房。应该说，这个补偿标准，不算高，但还属于合理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租户也能够获得一半“拆移搬家钱”，表明政府对租户权益的重视。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市场交易的发达，私人物权已经发展出多个可相分离的层次，比如一个房屋的物权，可以分为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典权等等。租户能够获得赔偿，说明独立的用益物权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从宋代的拆迁补偿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宋人的私有物权显然是得到政府的尊重的。一个尊重民间私有产权的大宋，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宋朝的“福利国家”气象
宋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说它崭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原来旨在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所代替，庄园经济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被基于人身自由的租佃制所取代，国家承认人民迁徙之自由，商业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视。而随着商业的展开，城市的繁华，人口的流动，贫富也明显分化，乃至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不仅隐藏在乡村，而且流浪在城市街头，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宋代政府的面前。
这个时候，建立起一个为贫困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救济的国家福利体系，就显得特别迫切。而且宋朝“以儒立国，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家的“保息”思想也要求朝廷负起养民之责。正是在这样的内（价值追求）外（社会需求）压力下，赵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
国家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周礼》中就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不过在宋代之前，国家福利并未实现体系化，多为临时性救济，带有备荒赈灾性质。宋代则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宋史》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真不是溢美之词。
现在，就让我们穿越到宋代，以“生老病死”为序，近距离观察一下彼时国家福利机制的运作。
先来说“摇篮”即“生”的福利。
宋代的“摇篮”福利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与预防性救济两大类。预防性救济是指国家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给她们提供生活补贴，以免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诏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具体做法是，每一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宽剩钱”。南宋的州县还设有“举子仓”，即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举子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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