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贱买民田，福贤乡的民众当然不干了，他们情绪很不稳定，“相率投词相府”，一大帮人跑到宰相史弥远的府上投诉。乡民们哪里知道，陆知县准备征用的这六千余亩围田，本来就是卖给史弥远的，正是史弥远要在溧阳县建设“福贤庄”。史弥远给陆知县的交易价是每亩十贯钱（这个价钱还不算太低），陆知县只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补偿给业主，真够心黑。但史宰相显然要庇护陆知县，并没有受理民众的投诉，而是将皮球踢回溧阳县，叫陆知县处理好刁民闹访事件，不要给上级添麻烦。
陆子遹不但心黑，而且心狠，便“会合巡尉（宋代县衙的警察），持兵追捕”越级上访的福贤乡民，还“焚其室庐”，搞暴力拆迁。福贤乡有“一豪妇”，大概平日在乡里有些势力、威望，这时站出来说：官府这么欺负我们，跟他们拼了！乡民“遂群起抵拒”，抓了数十名衙役，给他们身上淋上火油。这么一来，冲突升级，陆子遹以刁民扣押、杀伤官差为由，将抗争的福贤乡民都抓起来，关进大牢，“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把他们的土地强行征收了，一分钱也不给。民众反抗暴力征地的结果，却是连原来一亩一贯钱的贱价也要不到。
以现在的目光看，毫无疑问，陆子遹身为知县，却形同强盗。即便放在宋朝，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法所不容。宋代“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放弃了分配地权的国家权力。绍兴年间，曾有一名知州建议朝廷：为避免田地抛荒，如发现有人户无力耕种的荒田，便由官府收回，招人承买。但户部驳斥了这名知州的意见：“田产既系人户己业，缘非冒占官产，即无条法许行出卖。”认为贫民的产权不可剥夺，即使他没有耕种的能力。宋朝也制订了非常完备的民事法律，用于保护私有产权、维护产权交易秩序，宋人自己都承认“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法律要求土地交易必须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契约之上，官府强买、贱买民田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民众田产若被官府侵占，也允许控告、越诉（越级上诉），如宋高宗绍兴三年下诏：“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
然而，在“权力未被关进笼子”的时代，官府枉法妄为、强征民田的事情也不少见。像溧阳知县陆子遹，便恃着有宰相史弥远撑腰，视大宋律法与民众权利为粪土，用暴力将福贤乡六千余亩围田搞到手，给了史弥远建“福贤庄”。“福贤庄”建成后，许多四明人（史弥远是四明人）都来这里“贩鬻酤卖，翕然成市”。如果单纯用经济眼光来看，“福贤庄”的项目开发可以说是促进了溧阳县乡村的城市化，拉动了GDP。
陆子遹本人的收益也显而易见，转卖六千余亩围田的收入足以完成建康府下达的摊派任务，为自己的政绩添上了漂亮的一笔。而且这笔钱也有一部分直接落入了陆的个人腰包，陆子遹刚到溧阳当官时，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征地成功后，很快便有钱购置各种银器了，“如砚匣、火炉、酒具”等等，而且每样东西“大小各两副”，颇有“俺发财了就买俩手机，一部用来打电话，一部用来发短信”的风格。
但陆知县的这次暴力征地与强拆，却在溧阳县制造了非常严重的官民对立。当时福贤乡民“与县道立敌，以桥为界，家家门首列置枪刃”，官差若犯界，就有可能会被乡人擒下，“活烹碎脔”。民众权利被碾碎后所产生的仇恨的火焰，是多么的可怕！
权势有能力让法律蒙尘，但权势终会老去。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逝了，福贤乡民看到了讨还公道的希望，便有十六户田主“合词赴诉”，新任溧阳知县徐进斋判“福贤庄”先付给各田主租金，以后再协商归还土地。又过数年，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拜相，替叔父偿还了旧债——将“福贤庄”的土地还给了乡民。
陆子遹强征民田一事，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录甚详，不过陆氏后来是不是被惩罚，《吹剑录外集》却没有交待。倒是南宋诗人刘宰曾写了一首《寄陆大夫》，讥讽陆子遹：“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欤？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放翁若有知，却不知对他这个疼爱的小儿子有何感想呢。
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宋仁宗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第四任君主赵祯病逝。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致送讣告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不在于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史载，赵祯逝世的消息传出，不仅大宋“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连“燕境（即辽国）之人”也是“远近皆哭”。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对赵祯的祭奠，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当局所强迫，也不是基于政治压力的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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