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对君权边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正如前引《北窗炙录》的故事所隐喻：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冷落”的退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远近皆哭”。
“公论，国之元气也”
今人以为古时帝王凛然不容侵犯，其实在清代之前，士大夫当面抨击皇帝的事例，可谓是史不绝书。明朝的政治苛严，士大夫冒犯龙颜，有被廷杖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明代士风高昂，士大夫冒死上书者，前赴后继，显得很悲壮。宋代则“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优容士论，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二特例，少有因为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九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然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称宋仁宗“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代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1191年）春，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
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太学生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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