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绍熙间，有布衣俞古上书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诚不为过。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编管，已而臣僚论奏，竟从宽典。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到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对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而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乃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构架，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风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而且在程序上会受到抵制，而且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韩侂胄对极力反对他的“庆元六君子”非常痛恨，“欲斩其为首者”，但到底还是“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所谓“以计杀之”，就是将六君子发配到远恶州郡“编管”，使他们老死于穷山恶水间。不过最终还是“编管”不成，只能改为处罚极轻的“听读”。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桯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有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挖苦韩侂胄领导的南宋政府，乃是一群乱臣贼子。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比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
“诽谤罪”是一项很古老的罪名了。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意见，诽谤罪入法始于秦，为远古所无。先秦时虽然发生过“周厉王止谤”之事，但一直被当成反面教材，“子产不毁乡校”才是“三代之治”的宪则惯例。秦朝以法家立国，“诽谤罪”确凿无疑地成为法律上的罪名，始皇三十五年，曾有侯生、卢生非议嬴政“天性刚戾自用”，嬴政暴怒：“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即以诽谤罪逮捕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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