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执政大臣是如何回答孝宗皇帝的呢？参知政事龚茂良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后清议在下，此衰世气象，不是好事。”暗示现在朝廷之所以出现“清议”，是因为“公道不行于上”。签书枢密院事李彦颖也说：“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无可议。”也是为谤政辩护。按照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如果朝廷施政不公，有了是非，当然人人“得而议之”，而应对之道，就是上至人主、下至执政，先检讨自己的过失。宋孝宗也不敢违背这样的政治哲学，说道：“若有不是，处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虽然他还是认为不应该有“清议”，但这是出于对“朋党”政治的顾忌，并不是反对士民议政，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这次“宴席会议”之后，孝宗向宰相下发了一道诏书，提出“以朝廷阙失，士民皆得献言”。
如果说，秦人将“诽谤罪”（实际上就是谤政之罪）入法，体现了法家之法对于“不毁乡校”的古老宪则惯例的背叛，那么在秦后一千年中，“诽谤罪”时废时用，最终在律法中被取消，则可以说是国家立法向“不毁乡校”惯例的艰难回归。对“古之执政”抱有强烈认同的传统士大夫，当然反对以“诽谤罪”禁锢言路。他们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民众“有权利”批评政府，却非常明确地主张政府“有义务”善待民间谤政。以此逻辑，作为公诉案的“诽谤”（谤政），自然不应该入罪；那剩下的，便是诋毁他人人格与名誉的诽谤罪了，按现代法理，应列入“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诉罪范畴。这属于另外的话题，且不展开评说。
“官不修衙”
今日不少地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修得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在全市（县）建筑物中如鹤立鸡群。这要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古代的县城、府城，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的衙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尽北宋开封城的繁华，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京师大内、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惟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孟元老只点出开封府衙的地理位置（在浚仪桥之西），笔触立即便转入对市井繁荣的记录。开封府衙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如果开封府衙很气派，《东京梦华录》不可能没有记载。著名的北宋城市风情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画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这么多建筑物中，也找不到一栋可以确认为官署的豪华建设，画中城门口有一个三开间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图》长卷唯一画到的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逊色多了。
即使是汴京的皇宫，也远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所以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甚至皇宫之内，也不如京师市井之热闹。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道：“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相比之民间酒楼的喧闹，皇宫的夜晚显得冷冷清清，所以宫人都有些羡慕起市井生活来：“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施德操《北窗炙录》）
后来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州衙更是破败不堪，实在不像是官府办公的地方。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满另迁他州，期间未能修缮州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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