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另一处史料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
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因过失而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将无罪者入罪）。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换成现代的说法，即“疑罪从无”，体现在法官问责上，宋代对“失出人罪”的处罚很轻，几乎没有惩罚，对“失入人罪”的处罚则很严厉，“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激励法官轻判之弊，不利于“出公心为朝廷正法”，后来在臣僚的建议下，便改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但对“失入”的惩罚重于“失出”的倾向性，还是保留着，体现了宋朝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司法理念的坚持。
所谓“人命关天”，宋代对“失入人死罪”尤为重视，创设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失入人死罪法”，可惜这一立法并未为后来的元明清继承。按宋神宗年间的立法，凡失入人死罪者，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司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当然处罚最严厉的是“故入人罪”，以“全罪”论处，即以含冤者所受到的罪罚还论法官。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宋仁宗时，刑部推荐一人当“详覆官”（负责复核刑案的法官），仁宗记得他的姓名，说：此人曾因“失入人罪”，不得再迁官（升官），岂可任法吏？推荐者皆处罚金。
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这个案子总算了结，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宋代的司法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
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我们看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伺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
让我们以宋代州一级的法院为样本，来重建当时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宋朝在各州均设立两个法院——司理院与州院，两个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专职的司法官。一个刑事案子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须启动“鞫谳分司”的司法机制，即审讯问罪的法官（狱司）与检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为同一人，而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分别担任，各自独立地行使“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司法权。宋人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讯问的过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据状鞫狱”的原则，《宋刑统》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说的是，法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古代重口供，允许刑讯，不过宋代对刑讯的使用已有了严格限制，更加注重证据与检验，对证验明白无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据状断之”；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孕妇、产妇，依法，也不得拷讯。违法用刑的法官，将会被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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