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鸡蛋里面挑骨头，以祖无择曾使用公酒超标、乘船越制为由，“谪忠正军节度副使，不签书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复了祖无择集贤院学士之职，但祖无择为避开王安石，自请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就叫做“诮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谗而去，因以述怀诗”。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爱逛青楼，居京华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东京的名妓对柳三变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
不过，柳三变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三变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后来柳三变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获赐进士出身，当了几年小小的“屯田员外郎”。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有他们的道理。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官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别来考国家公务员了。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宋代保留着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妓女——官府有什么公宴之类，习惯叫来官妓歌舞助兴，许多才华出众的官员还跟官妓过从甚密，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都与她们有过诗酒唱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宋朝官员可以随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错了。
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只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妓女（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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