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而被朝廷治罪。《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而不是嫖娼），便丢了官。《宋史·列传》中也记载了好几个官员因为冶游而被贬黜的事例：在并州当官的刘涣“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知益州的蒋堂，被认为“私官妓，徙河中府”；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因“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负责管理市易司的宋乔年，因“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宋代司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五六个法官集体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别说出入娱乐场所、召妓买醉，对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说：“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宋代的狱官，即指法官。也是从仁宗朝开始，宋代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法官“谒禁”制度。所谓“谒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访外人。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宾客，犯者以违制论；若请求曲法之事，则听人陈告之。”
之所以要对法官群体实行“谒禁”，是为了杜绝请托之风，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官司谒禁，本防请托”。宋仁宗朝，曾经一度“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实行“谒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请托者奔逐无门。不过，由于这是“谒禁”制度第一次应用于司法实践，其合理性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朝中不断有臣僚出来反对这一立法，如包拯就请求废除“谒禁”：“刑法官接见雪罪叙劳之人，率有常禁。臣谓皆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叫停了“谒禁”。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宋神宗登基之后，厉行新法，励精图治，又恢复了更严格的“谒禁”制度，对法官的社交活动实行严厉管制。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京师各个衙门“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接见宾客”，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吊死问疾，一切杜绝”，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谒禁”还是保留下来：“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其他官员可以应酬接待，法官还是不可以。
南宋时期，法官“禁谒”之制也是一直沿用。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谒禁”跟北宋神宗朝时一样严厉。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又改为“大理寺官许休日出谒”，允许法官在假日会客，但非节假日还是禁谒的，如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再次强调，“大理寺长贰，遵依已降指挥，申严禁止官属非旬休日不得出谒，其外人无故辄入，依法施行，委御史台常切觉察。”法官不守“谒禁”，台谏官即可提出弹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而负有司法权责的宋朝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司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因为法官的裁决权能够直接决定一个当事人的死生、一场纠纷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利害相关人具有向法官请托的巨大动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关乎人们对于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信赖。2004年香港颁布的《法官行为指引》提出，“法官跟市民一样享有权利和自由。不过，必须要认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为会因其司法职位而受到适当的限制。法官必须尝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原则是法官需要考虑他想做的事，会否令社会上明理、不存偏见、熟知情况的人，质疑其品德，或因此减少对他身为法官的尊重。若然会的话，便应避免做本来想做的事情。”因此，不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鼓励法官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至于“集体宿娼”之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更为古今中外的司法伦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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