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还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衬自己遭遇的人情凉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所补多矣。”这里说的是滕宗谅滥用“公用钱”的事情。
滕宗谅，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阳楼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还给他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滕子京为人豪爽、好客，他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除了用于宴乐，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公钱”即我们前面说到的“公用钱”，是财政拨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别费，“用尽续给，不限年月”，但长官也不能乱花这笔钱，需用于公务接待，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
滕子京并没有以公用钱中饱私囊。平心说，滕子京也不是贪官，《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但他涉嫌“挪用公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弹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盗用公用钱”。时为庆历三年（1043年），“苏舜钦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调查，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竟然将冒领“公用费”的账簿烧掉了。看来确实够讲哥们义气。
如何处置这案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宰相杜衍主张严查，“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力救之”，说：“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辩护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过，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认为这个处理太轻了，“论奏不已”，甚至以辞官相挟：如果不严加处罚，我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滕子京“复徙岳州”，即贬到荆楚南蛮之处。岳阳楼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无独有偶，苏舜钦被罢官后，也在苏州修建了一座沧浪亭，并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在致友人书信中提起这件旧事，可能是觉得自己与滕子京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借此埋怨范仲淹与杜衍没有对他施之援手。他对欧阳修说，“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言语中似乎有些怨气。
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屁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进而言之，若非有“异论相搅”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黄金时代
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一跃进入彼此联系更紧密、分工更细致、生活更多样化的复杂社会形态，商业提供了最伟大的驱动力。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贡因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汉朝立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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