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许多人认为黄宗羲是批判“农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实，“工商皆本”的观点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为许多宋人都提出来了。北宋的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南宋的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说：“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黄震也说，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
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
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
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在清代时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合会、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形态，具备了存贷汇兑功能的金融体系。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为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的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清代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全国五十一家票号当中，有二十二家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这些金融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均为民营，都是民间社会自发构建出来的。清政府对于金融业，几乎持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一点，跟我们下来将要说到的宋代金融业完全不同。
银行
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是吸储（支付利息）、放贷（收取利息）与汇兑。有人说，唐代的“柜坊”是中国社会诞生的银行的雏形，但准确地说，柜坊跟银行业关系不大，只是提供“保险柜”给客户存放财物，柜坊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也就是说，客户的存款只能在柜坊中积淀下来，并没有进入资本流转的循环中，并不创造“钱生钱”的收益。
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应该是出现于北宋的抵当所。
宋代因为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当时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抵当所、检校库等。交引库的功能是“专印造茶、盐钞引”，即负责印制各类有价证券（交引）；榷货务的功能是“掌鹾（盐）、茗（茶）、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负责发行、兑付各类有价证券；便钱务为汇兑机构，向商人提供异地汇兑的服务，“开宝三年（970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交子务（会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金融机构；检校库相当于国有的金融信托机构；抵当所则为国营的存贷款机构，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有银行。
此外，还有大量民间开设的解库，以及私人开办的兑便铺。解库又称质库，是提供抵押贷款的私人机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一位宋代人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停塌”，是仓储业，“解质”便是开设解库、质库，经营抵押贷款业务。兑便铺则是兑换会子（纸币）与铜钱的商铺。这些民营的、国立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系统。
我这里想详细介绍的是抵当所。抵当所创立于北宋神宗朝的熙宁变法，当时京师以及各州的“商贩要会处”，均设有抵当所。后来变法失败，新法被废，但抵当所作为国营存贷款机构，还是保留了下来。抵当所的主业务是“以官钱召人抵当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贷款，从中赚取利息，年利率大致为20%。南宋末时，政府出于公共救济的目的，还命令抵当所向贫民开放免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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