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10世纪的宋朝皇帝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从“朝贡”到“互市”
清政府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分歧，实际上便是近代通商体制与朝贡体制之间的冲突：一方要求两国平等通商，一方却仍坚持朝贡关系，视对方为朝贡格局中的一个藩属国。乾隆朝《大清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名单上便有“西洋”，清人观念中的“西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家，清人甚至将英吉利当成荷兰的属国。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的顺治十一年（1653年），荷兰曾以朝贡的名义遣使来华，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请求朝廷接受贡品并给予回赐（此即朝贡贸易）。顺治帝批复：“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荷兰因此获得了跟大清国开展朝贡贸易的机会，每八年来华一次，每次可带商船四艘。
在过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体上被纳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清王朝是朝贡体制的回光返照，鸦片战争之后，朝贡体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条约体制所代替。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贡贸易的鼎盛期，《新唐书》说：“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诗人王维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描绘了大唐朝贡贸易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的荣耀让明清两代的皇帝一直忍不住“东施效颦”的冲动。
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固然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不过这样的朝贡贸易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朝廷听从广州官员的建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通行证）、料（物资）。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南宋时，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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