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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宋朝_吴钩【完结】(7)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合”,“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

  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声”:“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韩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试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可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围从宽松转向严酷,伶人讥讽时政的自由度则无疑会直线下降。还是秦桧专权之时,绍兴十五年(1145年),秦桧获高宗赏赐新第,在新第庆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之事忘到脑后了。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结果秦桧大怒,将伶人抓进监狱,其中有伶人还死于狱中,“于是语禁始益繁”。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政治不正常的情况,即伶人突破了基于表达自由的谏政,恃着受到皇权的宠幸,开始僭越地介入、干涉政治运作。最典型者莫如五代的后唐——由于皇帝李存勖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当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镇,货赂交行”。伶人居然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最后,伶人郭从谦指挥禁卫军造反作乱,李存勖也在混战中中流矢而死。如果说伶人谏政体现了宋朝政治的宽容,伶人干政则显示了后唐政治的失控。谏政不等于干政,两者的分际需要区分清楚,谏政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干政则是一种危险的越界。

  到了清代,随着皇权专制程度达至历代最高峰,伶人问政又变成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朝伶人的谏政权利,于此不复见。

  宋朝也有城管与拆迁

  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到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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