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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