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蒙古草原毗邻地区的军事征服，在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们在位时仍继续进行。窝阔台即位后发动的“长子西征”确立了蒙古人对花剌子模的大部分领土、钦察草原乃至俄罗斯各公国的统治。在蒙古草原之南，西夏和局促于河南一隅的金朝先后灭亡在窝阔台的手里。蒙哥汗在位期间的西征军，在蒙哥汗弟弟旭烈兀统帅下，摧毁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由蒙哥本人发起的对南宋的新一轮攻略，则在十多年后最终由他的皇弟忽必烈完成。蒙古语或突厥语成为从长江下游到伏尔加河、德聂伯河上游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上最权威的官方语言。
按照蒙古游牧分封制的原则，全体蒙古游牧平民都是成吉思汗的“黄金氏族”的领属民。这种领属权应该像家产一样在黄金氏族直系成员之间予以分配。领属民是连同供他们游牧的土地一起被分配的。于是草原帝国“大兀鲁思”内部就被分解成一系列由黄金氏族各支所领有的兀鲁思：成吉思汗诸弟的兀鲁思在蒙古高原东部，从鄂嫩、克鲁伦河中游直到呼伦贝尔地区和大兴安岭两侧称为东道诸王或“左手诸王”（蒙古帐幕坐北面南，故以东方为左手）；诸子的兀鲁思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勒台山两侧，称为西道诸王或“右手诸王”；东、西道诸王兀鲁思之间，则是由大汗本人控制的黄金氏族的共有家产，称为“中央兀鲁思”或“在内的兀鲁思”。每个兀鲁思都拥有自己的“汗”；大汗则作为诸汗的汗，直接统治着中央兀鲁思。
相比而言，西道诸王的兀鲁思显然比东道各兀鲁思具有更多的向外拓展的可能性。因此，术赤（成吉思汗长子）的兀鲁思西界遂越过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大幅度向西推进，将整个钦察草原囊括入内，较早就形成为疆域辽阔的钦察汗国（俄文史料称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的兀鲁思向天山以南和西部天山扩张势力。阿姆河以西则在后来成为受蒙哥之命西征的皇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国地盘。除去上述四大汗国，蒙古草原及其以南的汉地社会，乃是大汗治理下的大兀鲁思或中央兀鲁思的所在。
在整个前四汗时期，蒙古对被征服的各农耕城郭地区采取间接统治的方法。无论在汉地还是西域，凡在两军争战之际举一城、一郡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得自辟僚属、世袭官职。这样的人，在汉地叫“世侯”，在西域多称为“篾力克”。他们在按时向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遵照规定把子女送到大汗处作为人质、按时到汗廷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接受派驻本地的蒙古“达鲁花赤”的监督等条件下，控制了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赋、司法等大权，其地位可以世袭。这些人中有一些属于蒙古征服前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乘社会动乱而崛起的地方豪强。所以汉文史料称他们“由鼠而虎”；波斯诗人提到西域发生的类似现象时吟咏道：“时代的面孔已翻转来……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它们被安上豹皮雕鞍，还戴上了金冠。”
蒙古游牧制下国家的最高中枢行政官是“大断事官”，蒙语称为“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们的书记官叫“必阁赤”，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国务，尤其是掌管财政事务的最重要的助手。必阁赤班子里有汉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种被征服民族的知识人，帮助他们的蒙古长官从各征服地区征收赋税粮食、处理其他重要的行政问题。窝阔台汗在位时，给必阁赤机构一个“中书省”的汉语称号，使其中的一些契丹人、汉人必阁赤得以称“中书右丞相”、“中书相公”等官号以自娱。其实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书记官。
随着蒙古对各农业定居社会的征服越来越深入地从军事管制转变为秩序化统治，窝阔台汗前期，除已经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术赤兀鲁思外，大汗将蒙古本部以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分别派驻大断事官和必阁赤署事。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治。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区的划分和派驻大断事官分治其地的体系成为定式，汉语文献称为“燕京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自今新疆西至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河中诸城”）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三大行政区的大断事官衙署，分别设立在燕京、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中国古籍将燕京大断事官衙署称为“行尚书省事”、“行省”，称大断事官为“丞相”、“行省丞相”；穆斯林史籍则称大断事官为“大异密”。
现在我们看到，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各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辅之以遍置于地方的达鲁花赤就近弹压，藉此辖制和支配专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游牧国家的汗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原则冲突中。一方面，根据“幼子守产”的家产制原则，当儿子长大成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有权带走属于父母的一部分财产（主要是牲畜）。最小的儿子不离开家庭，由他继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产。这一原则影响到人们关于汗位继承权的观念，赋予幼子以某种优先权力。另一方面，从身为大汗所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阅历、个人威望等资质条件考虑，往往是年长的儿子占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蒙古游牧社会在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上也有优先选择年长子嗣的传统。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敌对的游牧部落篾儿乞人俘获期间怀有长子术赤的。术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当时汗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黄金氏族内就为此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明初从蒙古语译为汉语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动的白话记述了这次争执：“临行时，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诸妻之一）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指成吉思汗）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即术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即察合台）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指孛儿帖夫人）不幸被俘。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如此说！’”一场风波，终于以勉强推举第三子窝阔台作为大汗继承人而暂时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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