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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王朝_王新龙【完结】(34)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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