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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王朝_王新龙【完结】(53)

  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条件,在元代获得很大的改善。元以前,北方与云南之间最主要的通道,就是忽必烈征大理时走的“忒剌道”。即从临夏向南到今甘肃迭部,再一直往南偏西穿越东部藏区至理塘,进入今云南丽江地区。元置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从大理东移中庆,遂逐渐建立以今昆明为中心的辐射状交通体系,先后接通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从省治东北行,一路往乌蒙山区出省,可至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路取道曲靖、乌撒(今云南威宁)出省,可至四川永宁、纳溪。自中庆出发,还有一条驿路北达川陕地区。其路经武定向北,贯穿罗罗斯部居地(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经大渡河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与成都陆路通。不过这条道路“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所以使用率或许不高。至元末,在中庆至曲靖、普安的站道以东又加设四站,贯穿罗殿及其以东的八番顺元地区(两地分别在今贵州的西部和中部),达于黄平(在今贵州)、镇远(在今贵州),而与湖广行省的驿道干线沟通,经辰州(今湖南芷江)、沅州(今湖南沅陵)北趋。这条路“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日益成为云南与内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后来明军主力入滇,所循即此线路。此外,由东南出省至湖广南部(今广西地区),由东北出省至亦奚不薛(彝语。意为“水西”,指今鸭池河以西地),也都有驿道相联。

  古代司塾元代开省云南的第一任长官赛典赤瞻思丁,在推进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云南各地种植的水稻,主要是糯稻,很多地方没有粳稻;当地虽有桑麻,但因“未得其法”,也不能获得充分的收益。这时候粳稻种植的推广和桑麻技术的改进,对改善民众的吃、穿两件大事,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赛典赤以漏籍民户组织民屯。以官给田补充民间私有田的不足。参加民屯的农户共14000多户,在中庆地区的有4000户,垦田8万亩。滇池出水道淤塞,“夏潦暴至,必冒城郭”,造成水患。赛典赤命张立道疏通滇池下游泄洪道;浚修滇池以北的盘龙江,减轻滇池蓄纳北部山水的负担;又在滇池周围灌区浚沟造坝,改善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

  文献还记录了赛典赤确立云南赋税体系的经过。赛典赤问来访的“夷”民:“我想以土田招你们分种,要借给你们耕牛粮种、耒耜蓑笠之具。估计一亩可以收多少?”回答可收二石。他又问:“能给官府缴纳多少?”答曰一半。赛典赤说:“太重,以后将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要是今后不再借牛、种和耒耜之具给你们,牛死了要买牛,农具坏了要修理,一家衣食所须。收成的一半怎么能够供给?”“夷”人答曰:“那么就以三分之一缴官。”赛典赤说:“你们虽然能缴得起,只怕你们的子孙会缴不起。今后继我上任的人,一定要你们缴满这个数目,那就上下之间互相敌恶了。我与你们相约,你们不要违反我,一亩缴纳二斗,千万不要拖欠!”民情大悦。有人问:“地租很轻,就是路太远,无法运来完纳,怎么办?”赛典赤调查了各人所在地区的物产之宜。规定宜产马处则缴马,宜产牛处则缴牛,都与租米之价值相当。不产马牛之地则缴银。明初转录这件事的作者接着说:“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据《元史》,赛典赤死后,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看来这条诏令终元之世都在实行。

  入元以前,云南的汉文化虽然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但比较受到重视的是在器用服食、辞章文彩方面。当地最受人尊崇的汉族人物,是书法家王羲之。他们不大知道孔子,而把“王少逸”(即王羲之)当做“先师”来祀奉。云南建省后,元政府命令各地官府设立儒学孔庙。当地人自此知道崇拜孔子,把他看做“汉佛”。当时在一般民众中间,男女往往自相配偶。父母亲人死后就用火葬,没有什么丧祭。跟孔孟之学一道传入云南的,有所谓“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这一套礼仪,今天看起来当然有很多消极的成分,但在当时却是催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感性经验和共同心理意识的必要符号体系。

  至元十一年,赛典赤抵云南当年,即在中庆、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季的第一个丁日,招收学生入儒学研习。十九年,云南诸路普遍建学立庙,“以祀先圣”。由于这一批学校的建立,使云南诸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这对于改变云南先前以儒附释的“儒释”或者“释儒”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与此大体同时,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摆脱藏传密宗的支配性影响而大规模改密为禅的时代。南诏、大理政权时,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实际上是藏密,“初无禅讲宗也”。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阁梨,或称轨度僧、轨范僧。没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师僧”,有妻室。最早在云南开寺收徒传播禅宗的,是1250年从云南到内地学禅,历25年后回到中庆筇竹寺的雄辩禅师。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之间的四五十年间,从汉地传入云南的禅宗很快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几乎落到民间巫师的地位。这个转变,很可能有当时云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为基础。但它刚刚发生在汉地的文化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时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层文化从它本身的体系中脱逸出来,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过程。到元明之际,在云南中心地区的城镇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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