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曹嵩原本的姓氏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基本可以断言，他过继给大宦官曹腾应该只是曹氏同族内部的过继，这在古代实属家常便饭，见怪不怪。所以，诸如刘备、袁绍这些曹操的死敌，他们一提起曹操，总把“宦官孽子”挂在嘴头，却从没说他跟夏侯氏有什么瓜葛，直至小说《曹瞒传》问世才有了这一说法。
但话又说回来，因为夏侯氏对曹氏政权的鼎力支持、两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再加上频繁通婚，夏侯氏的确获得了和曹氏皇族近乎同等的待遇和信任，成为魏国“准宗室”成员。于是，由夏侯氏和曹氏担当东、南、西这三大战区最高军事统帅也就成了魏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
夏侯惇死后，东战区和南战区一并划归宗室重臣曹仁（曹操堂弟）管辖。曹仁由此身兼扬州、荆州、豫州（豫州夹在扬州和荆州中间，也和吴国接壤，但非主要战区）三个州的军事统帅。魏晋时代的史书中，这一职权称作“都督某某州军事”，次一等的称作“监某某州军事”，为了后文叙述方便，除非特别需要，我们便统称为“某州都督”了，譬如：曹仁就是杨荆豫都督。
这个时候，一手包揽三个州军权的曹仁无疑将曹氏皇族的声势推向了顶峰。不过，夏侯惇、曹仁都算曹丕长辈，曹丕对他们总要礼敬三分，指使起来也不那么得心应手。待曹仁一死，曹丕才有机会提拔他自己的亲信。
在无数曹氏和夏侯氏族人中，有三个陪着曹丕从小玩到大的宗室亲戚，他们分别是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惇的侄子。准确地说，应该是算准宗室成员）。三人年轻时常跟曹操南征北战，在曹操的刻意培养下才略出众，这是曹操留给儿子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待夏侯惇和曹仁这两个老家伙死后，曹丕任命曹休为扬州牧（东战区最高统帅），夏侯尚为荆州牧（南战区最高统帅），曹真为雍凉都督（西战区最高统帅）。
州刺史管行政，州都督管军事，州牧则相当于刺史兼都督。早先，曹操曾竭力避免任命州牧，要么是都督，要么是刺史，到了如今，曹丕因为跟发小关系铁得一塌糊涂，又因为东南两个战区战事频繁，便让曹休和夏侯尚都当上了州牧。当时，蜀国正被益州南蛮叛乱搞得焦头烂额，魏蜀交界的西战区静得像潭死水，于是，没多久曹丕便把曹真召回朝廷，任都督中外军事。都督中外军事也是个后文会频繁提到的重要官职，“中”指的是皇宫，“中外”即指皇宫以外的整个京畿地区，顾名思义，即是朝廷中央军最高统帅（不包含皇宫禁卫军和地方军）。
由此，魏国中央军和三大主战区的军权都被牢牢控制在曹丕最信任的宗室亲信手里，这是魏国皇室最强大的时代。很多年后，这三大主战区的格局将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并像镜子般映射出魏国的命运。
公元221年8月的一天，天空出现日食。司法官员上疏，按汉朝旧例，有日食就要罢免三公。
这算什么奇怪逻辑？
我们解释一下，皇帝之所以称为天子，是因为皇帝代表天，日食便是老天爷对皇帝的警告：你干得有问题。
西汉初期，一旦出现日食，皇帝不仅要大赦天下，更须下罪己诏主动认错。实际上，这是儒家为压制皇权耍的一个小把戏。到西汉中后期，皇帝逐渐琢磨过味来。朝政掌握在三公手里，天怒人怨凭什么让朕一个人扛？于是便把三公给捎了进去。皇帝不能辞职，无非是写篇自我检讨，但三公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直接罢免。由此，儒家这套日食理论在打压皇权的同时，也害苦了自己。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证明汉朝臣权的强大，三公既然能因为日食被罢免，就说明三公和皇帝一样代表老天爷，颇有点虽罪犹荣的意味。
此时，曹丕听罢司法的上奏，转了转眼珠，接着说出一句相当够水准的话。
“日食是上天给我看的，跟三公无关。以后再有日食就别弹劾三公了。但百官还须恪尽职守才行。”
曹丕一边卖给三公面子，一边垄断了自己与老天爷通话的权力，不过，政治出了问题还是要追究臣属的责任，反正曹丕够强势，罪己诏是不用下的。从此，因日食罢免三公的制度也就取消了。
司马懿的眼泪
曹丕登基短短两年间，司马懿已从区区一介世子幕僚蹿升到侍中（皇帝近臣）、尚书右仆射（尚书台二把手），成了朝廷举足轻重的重臣，这是他成功投资曹丕的回报。
公元222年春夏交接之际，曹丕率领群臣离开魏都洛阳外出巡查。
这一路上他本来心情大好，可当他走到位于荆州北部南阳郡的宛城县时，却因为一桩小事败了兴致。原来，宛城商贩听说曹丕要来，都怕惹麻烦，纷纷躲在家里不出来营业，导致集市异常萧条。曹丕心里觉得不爽，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
“宛城县属于南阳郡，南阳太守是不是杨俊？”
“启禀陛下，正是杨俊。”
曹丕一听这名字，登时怨气冲天。他牙根咬得咯咯作响，心道：这回一定要把杨俊搞死。这其中的原委还要牵扯曹丕和曹植间的世子之争。许多年前，曹操曾就世子人选向杨俊征询意见，杨俊谨慎地把曹丕、曹植二人评了个半斤八两。遗憾的是，就因为杨俊没刻意帮曹丕说话，让他从此遭到曹丕的嫉恨。今天，曹丕总算抓到了杨俊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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