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忌长篇大论，主张言简意赅。王衍曾称赞乐广说：“我跟人说话已经力求简略，但比起乐广，还是觉得自己太啰唆。”
王衍与乐广同是西晋最著名的清谈领袖。乐广留下这个颇具禅机的故事，王衍却留下一个很不光彩的故事。
王衍跟人畅谈玄理的时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满不在乎，随口便将前面说过的话推翻，被人评论为“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物质，在古代被当作橡皮来用，这即是成语“信口雌黄”的由来。
清谈，作为一种半消遣半学术的社交活动固然无所谓，但遗憾的是，这种社交极大影响了士大夫的心性。倘若士大夫之间的话题过多涉及政治，很可能会被朋友鄙视，他们认为政务是“俗务”，唯有纯粹的哲学才是清高风雅。甚至，士大夫在处理政务时，也不由自主地把清谈时养成的习惯带了进去——政务太俗，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的高人。这绝对不是无为而治，实则是借着无为而治的说法占着茅坑不拉屎。其中，王衍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晋纪·总论》的作者干宝评论说：“做官的人讥笑勤奋，却把空谈当成高明，诸如刘颂进言治政之要、傅咸弹劾歪风邪气，都被人称为‘俗吏’，可那些无所事事者却个个名重天下……”这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官场风气。
王衍推崇“贵无论”，以“无”作为世界的根本。裴则是个务实的人，他不爽像王衍这样的人大行其道，认为应该改变社会风气，遂写下一篇《崇有论》驳斥王衍。裴也是玄学拥趸，《崇有论》同样基于玄学理论。姑且不提二人的哲学见解谁更高深，只针对那时的时局来说，裴的确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若真要从哲学角度来讲，王衍虽喜欢畅谈“无”，但料想他并不明白“无”的真正含义。其实，道家和佛教的“无”绝非指什么都没有，这种概念超越于“有”与“没有”的二元对立概念，甚至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畴，是对宇宙万事万物本源的粗浅描述。受限于人类语言的匮乏，实在没有准确的词能形容这至深的道理，故用“无”来代替。可是这简陋的文字表达，却误导了很多一知半解的人，认为无所作为、空无一物就是开悟的表现，实在是可悲可叹。其实那些真正开悟的人，反而会很好地把这智慧运用到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当中。
讲个不相干的小故事。
有人问一位开悟的禅师：“您开悟前做什么？”
禅师答：“砍柴、烧水、扫地。”
“您开悟之后又做什么？”
“砍柴、烧水、扫地。”
“这么一说，开悟不开悟究竟有什么区别？”
禅师答：“我开悟前做这三件事的时候，脑子里杂七杂八，思绪混乱。开悟后，砍柴的时候就想砍柴，烧水的时候就想烧水，扫地的时候就想扫地。”寻常人均无法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意识，不信，你可以试着集中意识在一点，观察思维会不会有或多或少的跳跃，禅定正是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训练。
放下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回到元康年间的政治环境中。
手握尚书台政务的重臣王衍，对“无”的理解仅仅流于肤浅的辩论中，因为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肯定不理解“无”的真正含义。王衍从政，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尸位素餐，其政绩自然乏善可陈。
元康年：太阿宝剑
像王衍这种人虽说毫无作为，但至少不会惹是生非，再加上有张华、裴、贾模三人竭力匡扶朝政，居然令西晋王朝步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平稳与安定。想想，皇帝是个智障者，皇后又凶残毒辣，在这种怎么想都是死路一条的危局之下，能勉强维持朝廷和谐也着实是不易。
身居最高位的皇后贾南风，有了这个政治班子帮她打理政务，也就可以踏踏实实享清福，玩男宠了。
不可否认，张华对贾南风怀有感恩之心，他也常常劝谏贾南风，但他采取的方式相当柔和。元康年间，张华写过一篇《女史箴》，阐述女子应尊崇妇德的道理，旁敲侧击地提醒贾南风。显而易见，这不疼不痒的劝谏不会起到任何作用。顺便提一句，《女史箴》很有名，除了因是张华所著，更大的原因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女史箴》画出了十二段《女史箴图》。在灾难动荡频生的历史长河中，这幅著名的画卷早已灰飞烟灭，但幸运的是，其唐代摹本和宋代摹本的一部分至今犹存。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一名英国军官抢到《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他将这宝物带回英国，并以25英镑的价格贱卖给大英博物馆。可是，大英博物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中国艺术了解不多，居然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装裱，并拦腰截成了四段，其中明清文人的题跋都遭到裁剪，着实让人心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中国是盟友，英国人提出，让中国政府任选《女史箴图》或是一艘潜水艇相赠。结果，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便继续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的宋代摹本较之唐代摹本，画工稍差，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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