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要补充一句，王恺随便杀人的行径极有可能是以讹传讹，后世人饱受十六国的战乱摧残，把前朝那些为富不仁者恨到了骨子里，所以，对他们的劣迹添油加醋也是在所难免。但总而言之，从以上这些故事中可得知王敦的癖性。
司马越对王衍的提议欣然答允。
而王衍举荐他两个族人担任荆州、青州刺史当然不是出于国家大义。他回到家后，便对王澄和王敦道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知道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吗？”
“请兄长明示。”
“嗯……好好听着。”王衍犀利的眼神望着王澄和王敦，开口言道，“中原不知道要乱到什么地步。荆州有长江和汉水作为屏障，青州则背临大海，二州都是稳固的战略要地。你们两个驻守外州，我留在京都，足可称得上是狡兔三窟了。”
说白了，王衍的策略就是分散投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增强家族抗风险能力。王澄和王敦这才恍然大悟，连连赞叹。这话传出去后，有识之士无不对王衍嗤之以鼻。
东晋史学家孙盛所著的《晋阳秋》也记载了这件事。不过细节略有出入。王衍对他几个弟弟说：“如今皇室濒危，所以我把王澄和王敦派到荆州和青州。如此，外可以建立霸业，内可以匡扶皇室。以后的事，就指望他们二人了。”按照这种说法，王衍就不单单是为自保那么简单了，他想维护社稷，不行就图谋霸业，野心也是相当之大。
王衍吐露心声后，又问王澄、王敦去外州上任有什么计划。
王敦无所谓地答道：“随机应变，没必要预先规划。”
王澄则侃侃而谈，他把所有可能的局面都设想到，又逐条说出对策，令在座宾客大为叹服。
这下，王澄的风头一下子盖过了王敦。王敦忌妒心起，“呸！”他朝地上吐了口口水，鄙夷道：“将来要真遇上麻烦，等着看你小子死无葬身之地吧！”
过了几天，王澄准备去荆州赴任了。
送别的同僚簇拥着他走出洛阳城，这时，有几个人低声耳语：“王君即将去荆州，想必内心既紧张又激动吧？”
说话声虽低，却字字入了王澄的耳朵。
我若不做点什么，难免被同僚看低。
王澄抬头仰视，目不转睛地盯着路旁大树上的一个喜鹊窝。
“你们等会儿。”
说着，他竟脱下官服爬上大树，旁若无人地去掏鹊窝。晋朝名士经常会做出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怪诞举动，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当时，人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即便如此，王澄这么夸张的行为还是引得公卿瞠目结舌。须臾，有几个人开始拍王澄的马屁。
“刚才谁说王君紧张激动？你们看，王君是何等洒脱自在！”
“是啊！王君根本没把区区一个荆州刺史放在心上嘛！”
王澄正是希望借此表现自己对升官的淡然态度，他听着恭维，心头暗自得意。
刘琨也在送别的人群中，他看着王澄近乎幼稚的表演，陡然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金谷园中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这不就是自己昔日的写照吗？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让刘琨明白了很多道理。他怅然叹道：“王君外表虽然洒脱，内心实则狭隘幼稚，这么处世怕会死得很难看吧。”
后来，王澄到了荆州，整天纵情狂饮，完全不过问政务，他当初预想的那些对策一条都没用上。而当时，荆州已经是起义叛乱遍地开花了。又过了几年，王澄率军讨伐一批聚众起义的巴蜀难民。这批难民投降后，王澄竟残忍地把他们全部处死。这一举动激怒了散布于荆州境内的所有巴蜀难民，很快引出更大的起义。
往后，我们还会讲到王澄、王敦的故事以及他们各自的结局。
就在王澄当上荆州刺史的同年，刘琨也当上了并州刺史。他率领一千人来到并州北部晋阳郡。一路上，他目睹匈奴人对汉族人的杀戮。他抵达晋阳时，悲哀地发现这里已然是座空城了。
金谷园中的往事在他脑海中闪现，那些优美的诗句、悠扬的音乐，还有贾谧对自己的赞赏，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变得那么无聊。刘琨突然看清了自己的使命。
从此，这位昔日“金谷二十四友”之一，沉醉于浮华生活的刘琨，便在四面强敌的围攻下，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往后很多年里，刘琨成为抵抗匈奴最玩命的名将。
江东祸乱
先放下混乱的中原和狡兔三窟的琅邪王氏不提，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一个久违的地方——江东（扬州）。
早年间，“吴郡四姓”中的张氏和朱氏被吴国皇帝孙氏打压，有所没落，到了西晋时代，陆机、陆云兄弟又在中原罹难，陆氏也元气大伤。而以厚重著称的顾氏，则依旧是江东最显赫的豪族。
自元康年结束后，顾荣相继担任过司马虔（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的幕僚，他身处权力角逐的旋涡，为求自保，可谓费尽心机。前面曾讲过，顾荣在担任司马冏幕僚期间，整天酣饮宿醉，甚至憋出了抑郁症（看见刀和绳子就想自杀）。公元304年荡阴之战后，顾荣终于逮到机会弃官逃回到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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