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西晋时期，河东裴氏是与琅邪王氏齐名的望族，世人从这两个家族中各自挑出八位杰出者，有“八裴方（比）八王”的说法——裴徽（“玉人”裴楷的爸爸）VS王祥，裴楷VS王衍，裴康（裴盾、裴邵的爸爸）VS王绥（王戎的儿子），裴绰（裴楷的弟弟）VS王澄（王衍的弟弟），裴瓒（裴楷的儿子）VS王敦（王导的堂兄），裴遐（裴楷的侄子）VS王导，裴VS王戎，裴邈（裴堂弟）VS王玄（王衍的儿子）。河东裴氏可谓名冠天下，显赫非常。
不过，河东裴氏成员大多留恋中原故土，仅有极少部分人去了江东，而包括裴盾、裴邵等人都选择留在中原，继续跟着司马越混。后来，裴邵在军营中病死，裴盾被匈奴人打败，投降后被杀。到了十六国时期，留在北方的裴氏族人基本都在胡人建立的王朝出仕，他们因为不断卷入政治斗争，家道中落。逃到江东出仕东晋且留名于史书中的裴氏成员寥寥无几，仅有四位，即是给《三国志》作注解的裴松之这一家人。
到唐朝时，河东裴氏再度复兴，达到了鼎盛的巅峰。仅唐朝，这一家族就走出三十三位宰相、三十一位大将军、三十八位尚书，其他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不可胜数。戏剧《白蛇传》中的法海，其人物原型即是晚唐名相、大书法家裴休的儿子裴文德。裴家世代信佛，裴文德出家后法号法海。古刹金山寺便是法海修缮的。
立足不易
纵然王旷先前把江东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王导又信誓旦旦对司马睿声称江东人像久旱盼甘露一样盼着他们来当救世主，但世上的事又哪有那么顺当的？
永嘉元年（307）的晚秋，琅邪王司马睿带着他的幕僚团，包括琅邪王氏一族定居到了江东建邺。很快，司马睿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江东人根本不理自己。
“这都来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一个江东士大夫登门拜访？”
司马睿满腹牢骚，王导更郁闷。这些日子，王导不是没争取过江东士族，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次，他提出想跟陆玩（陆逊的侄孙）结为儿女亲家。按说陆王两家分别是长江南北的顶尖士族，绝对算门当户对，不想陆玩当场驳了王导的面子。
“高大的松柏没法在小土丘上生根，鲜花与杂草也没法种在一个盆里。”陆玩口中的土丘和杂草指的到底是他自己还是王导？他把话抛出来，就随便王导怎么想去吧。总之，话说得很难听。
王导没放弃，他盛情邀请陆玩来自己府上吃奶酪。
“陆君请尝尝，这可是北方的特产。”
陆玩尝了尝，皱了皱眉头，他觉得不太合胃口。辞别王导后，他碰巧生了场病。就因为这事，他逢人便奚落道：“王家的东西真是不能吃，我差点死在北方佬手里！”
王导玩命献殷勤，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代表了江东士族的普遍情绪。这说明什么呢？很显然，江东士族不接受这些初来乍到的外来户。看样子，司马睿要想在江东站稳脚跟，是没那么容易了。
《晋书·王导传》中讲述了一个王导帮司马睿开拓局面的故事。公元308年4月，王导借禊（xì）祭（古人于春秋两季在江边举办的祈福消灾仪式）的机会，安排司马睿抛头露面。同时，他力邀所有一起下江东的中原名士帮司马睿壮声势，这其中，更有他的堂兄——朝廷重臣王敦。江东名士顾荣等人见王敦都侍候在司马睿身旁，立刻对司马睿刮目相看，从此认可了司马睿，同意出任其幕僚。因为这事，司马睿才算赢得了江东士族的青睐。
《资治通鉴》中也有同样记载，但时间却发生在公元307年10月。
然而这件事很值得商榷。
首先，《资治通鉴》说的公元307年10月这个时间点根本讲不通。司马睿到江东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人搭理，那时已是冬天，禊祭早就过了。
这么看来，《晋书》中的时间点可能性更大。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留在徐州琅邪的夏侯光姬刚刚去世，公元308年春天，司马睿正返回琅邪，忙着给母亲奔丧，就算他抽空参加了禊祭仪式，想必也很仓促。
除此之外，关于禊祭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合理。
《晋书》说王敦参加禊祭给司马睿撑场面。可公元307年，王敦已经被王衍举荐调任青州刺史，在青州干了没几个月又被召回朝廷做了中书监（关于他被调回朝廷的原因，后面会讲到），并没跟司马睿下江东。而无论王敦是青州刺史还是中书监，他都不可能随随便便撂挑子擅离职守，跑去江东出席一个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禊祭仪式。
至于说顾荣等人见到司马睿的排场才意识到司马睿的身价，这更是扯淡。包括顾荣在内的那些江东名士均曾在朝廷任职多年，他们对司马睿应该很熟悉，何以左顾右盼，然后单凭一次禊祭才看懂司马睿，接受其延揽？
由此，禊祭之说基本是个象征性大于真实性的故事。
不过，司马睿到底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放下身价，亲自拜访江东名士顾荣、贺循、纪瞻，颇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架势，这才成功把这三人延揽为自己的幕僚，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这里提一句，身为司马睿笼络江东士族最大的一杆旗帜——顾荣于四年后（312）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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