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本来听着王衍这番天花乱坠的讲述，正觉得意犹未尽，直到听到最后这句话，他猛地警醒过来：“放肆！说什么呢你！”
这些年，石勒南征北战，凭战功官拜汉赵帝国并州刺史、镇东大将军、汲郡公。一方面，他已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有自立为王的想法。当时，石勒的势力遍布北荆州和豫州，他曾想过独立，但最终还是听了谋臣的话，以时机不成熟作罢。处在这样的立场，他极担心遭到刘聪的怀疑。而今，王衍居然劝他独立，这话要是传出去，岂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他当场翻脸，指着王衍骂道：“你名冠天下，大半辈子游走于仕途，现在头发都白了，怎么敢说自己无心参政？祸害天下的就是你这种人！”
说罢，他让手下将王衍推了出去。
待王衍离开后，石勒问幕僚：“我闯荡天下多年，从没见过像王衍这么能说会道的人，你说，我该不该留着他？”
幕僚回答：“王衍位居晋朝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所用，杀他不足为惜。”
“说得也是。”石勒点点头道，“不过，王衍这些人毕竟是大名士，不宜刀剑加身。”
当晚，石勒命人将王衍等公卿逼到一堵高高的危墙之下。
“你、你们要干什么？”王衍吓呆了。
“石公开恩，不用刀剑杀你，你该知足了！”
随即，墙后的羯族士兵奋力推墙。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危墙坍塌，巨石滚滚而落，砸得王衍头破血流。王衍踉跄跌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他头顶的星空很快被巨石盖得严严实实了。
被压在巨石下的王衍，想起孔子说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或许……自己本来就不算个君子吧。他卓绝的口才再无人能倾听，临死之际，他只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这一切，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啊……”
王衍死时五十六岁。
几十年后，东晋重臣庾翼这样评价王衍：
“王衍号称前朝风流名士，但他追求虚名的行为实在令我鄙薄。如果他认为当今世道衰败，那么一开始就该选择隐居避世，可他却一再谋求高位。既然名位显赫了，就该专心治理天下，可他又空谈误国。等到晚年，又贪图安逸，专谋自保。但凡贤明君子都不该赞同他的行为。”
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目睹中原一片萧瑟残破，愤慨言道：“国家沦丧，中原变成废墟，王衍这帮人脱不了干系！”
袁宏试图为王衍开脱，他辩解说：“国运自有兴衰，这也不一定就是他们的错。”
桓温听罢，脸色骤变，言道：“我听过一个故事。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养了一头千斤大牛，吃的饲料比普通牛要多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羸弱的母牛。你猜后来怎么着？”他怒目瞪着袁宏，“曹操攻破荆州后，就把这头千斤大牛给杀了！”
桓温用这故事吓唬袁宏，警告他不要当千斤大牛。其实，王衍不正是西晋的千斤大牛吗？
曾经，司马氏与琅邪王氏联手的政治格局，就这样随着司马越和王衍相继死去而告终了。可是，无论是司马越，还是王衍，他们绝想不到，自己仅仅是这一构想的引路人，而真正的“王与马”，此刻还在江东耐心蛰伏着呢。
非正规迁都计划
晋室最强的一股势力在宁平城被石勒歼灭，而早在之前，青州都督苟晞也被汉赵将领曹嶷打败，逃到了兖州。苟晞眼看洛阳撑不了几天，遂建议司马炽放弃洛阳，迁都到兖州仓垣（今河南省开封市南，距离洛阳一百六十公里）。
司马炽早就想离开洛阳了，之前司马越还活着的时候，他受制于河南尹潘滔，自己做不了主，如今司马越已死，潘滔也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朝廷终于把迁都这个事提上了议程。经过商量后，大家打算从水路走，司徒傅祗先去洛阳城北二十五公里处的河阴县（黄河南岸）筹备行船。
几天后，司马炽估计傅祗准备得差不多了，决定动身启程。
河阴县离洛阳很近，但这段行程对于司马炽来说无比凶险。因为此时，别说是洛阳城外，就连洛阳城内也是流寇横行，没一处安宁，而朝廷已经穷到连一辆马车都找不出来，更别提调兵护卫了。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司马炽与几十名朝臣匆匆收拾好行装。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保护，自然不敢大张旗鼓走皇宫正门，而是从皇宫正南门旁边的掖门偷摸潜了出来。掖门外面对的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一千六百米的笔直街道，在这条街道最北端，也就是靠近皇宫掖门的地方，矗立着两个汉朝时铸造的铜骆驼，铜驼街由此而得名。二十年前，尚书郎索靖曾摸着铜骆驼叹道：“恐怕这里将要荆棘丛生了……”那时节，铜驼街是洛阳最繁华的一条主干道，而今，果然像索靖预料的那样，到处是破屋烂瓦，杂草丛生，饿殍遍地。
铜驼街最南端直通洛阳城南的宣阳门，众人便是打算顺着铜驼街从宣阳门逃出洛阳城。
司马炽已经有日子没出皇宫了，眼前这触目惊心的破败景象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陛下，快走吧！”从人拽着司马炽的衣袖，匆匆向宣阳门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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