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忙召王导商议对策。
王导一贯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考虑到建邺兵力不充裕，便提议说：“周家的乱子还是让周家人自己去解决为好。时下周筵（周勰、周续的同族兄弟）正在建邺为官，这人明事理，对我们很忠诚，可以全权委托给他摆平。”
周筵受命前往吴兴郡劝说周续放弃武装。谈判席上几句话没谈拢，周筵当场斩杀周续。随后，周筵劝周札出面平息动乱。周札痛失爱子，唯想保住侄子周勰一命。最后，他们把叛乱的罪名扣到人缘不太好的同族周邵头上，并将周邵杀死谢罪。
如此，江东周氏的叛乱就这样收场了。周筵为稳固江东政权做出手刃同族的事，他自觉愧对祖宗，连老母都不敢见上一面，就匆匆返回建邺。
事后，朝廷没再追究周氏。王导为修复跟周氏的关系，更居中斡旋，让周氏一门五人都封了侯爵。
江东最强硬的周氏一服软，其他士族再不敢公然反抗司马睿。然而，江东人和江北人的矛盾仍然存在，这无疑会影响司马睿的统治。
王导一方面要安抚江东士族的情绪，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安顿南迁而来的江北难民。
当时，北方难民多集中在长江南北沿岸——江北的淮南（扬州北部）、广陵（徐州南部，今江苏省扬州市），以及江南的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一带。补充一句，司马睿势力范围并非完全被限制在江南，江北沿岸的淮南、广陵等地是江东政权与北方胡人之间的缓冲层。
这些难民组织松散，时不时就跟当地人发生武力冲突。而且，古人对祖籍看得极重，世家高门更标榜郡望（祖籍所在郡的名望），这是他们维系政治社交的重要纽带，即便是背井离乡，一打招呼还是不忘先问对方哪里人。王导为了管理难民，同时也为保护他们重视祖籍的价值观，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淮南、广陵、丹阳、晋陵等难民聚集地，按照难民原籍的分布情况，设立与北方各州、郡、县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专供北方难民定居。难民分布本来就乱七八糟，自然，各侨州、侨郡、侨县的位置也呈犬牙交错。我们只需要简单记住，在长江沿岸一带，出现了无数北方州、郡、县的微缩版即可。
这点相当重要。在后文中，如果我们看到某位江东重臣出仕幽州刺史，不要惊讶，这不是虚衔，更不是司马睿派他到胡人领地去送死，而是让他管理临近长江沿岸的侨幽州，其管辖范围可能仅几个县而已。
王导这项政策史称“侨寄法”，其目的是把北方人和南方人从行政区域上分开，尽最大可能避免双方摩擦。另外，“侨寄法”对待北方人的政策相当优厚，在侨州内的江北人不纳入江东户籍，而是保留其原籍，且不承担赋税和徭役，这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难民的生存问题。
凡事有利就有弊，到东晋中后期，侨州士族利用“侨寄法”兼并土地、私藏人口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在此时，“侨寄法”的确是稳定江东政权的重要基础。
浮华名士
昔日，王衍苦心钻营的“狡兔三窟”——自己居朝廷，王敦居青州，王澄居荆州这一策略，随着王衍之死，王敦下江东辅佐司马睿，到如今也只剩下荆州刺史王澄这一窟了。
王澄临去荆州前，口若悬河，锋芒毕露，把王敦压得颜面尽失，又在出发当日上演了一出爬树掏鹊窝的滑稽剧以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等他到了荆州后，却整天喝得烂醉如泥，不务正业。这些年，荆州境内会集了大批从雍凉、巴蜀逃难至此的流民，这些外州流民很多都聚众起义，形成了独立势力，前面提到过的占据荆州北部的王如（归顺了汉赵帝国）即是雍州流民首领。
王澄曾自谓算无遗策，可一到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就废了，他被王如打得惨败后，不敢再跟王如叫板，转而去捏软柿子。他的目标，是散布在荆州南部，群龙无首的巴蜀流民。
早在公元311年，王澄出兵讨伐聚集在乐乡的巴蜀流民，流民见官军声势浩大，很快弃甲投降。王澄打了平生第一场胜仗，但同时，也干出了平生最大的一个昏招。他居然下令将已经投降的八千流民全部扔到长江里喂鱼。俗话说，杀降不祥。即便是两国交锋，办出这种事，也相当过分，更何况这帮人全都是逃难来的老百姓。
王澄马上犯了众怒，一时间，散布在荆州南部的五万户巴蜀流民全部揭竿而起。更严重的是，他们推举出一个首领。这人名叫杜弢（tāo），出身巴蜀士族，自幼才学出众。杜弢自称湘州刺史，并以长沙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
三国时期，吴国主要割据在长江以南的扬州和荆州。晋朝时，朝廷为了便于管理，遂把这两个大州重新切割。荆州只保留长江以北的部分（今湖北省一带），长江以南的部分——西部命名为湘州（今湖南省一带），东部与扬州西部合并成江州（今江西省一带）。
经杜弢这么一折腾，王澄彻底吓傻了，他决定放弃荆州，转而向江东司马睿寻求庇护。
前段时间，司马睿刚刚在王导、王敦的辅佐下歼灭了不服从自己的江州刺史华轶（魏朝名臣华歆曾孙），江东集团的势力范围从扬州一下扩张到了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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