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集团的大小官吏多属士族豪门，平日里少不了欺男霸女。他们无一不是对主张法外开恩的王导感恩戴德，同时也给刘隗和刁协瓷瓷实实扣了顶佞臣的大帽子。凭良心说，二位“佞臣”绝对不会干出中饱私囊、以权谋私这类事。不过，二人能成为司马睿的亲信也并非因为司马睿崇尚法家，而是因为他们与王导对立的政治立场。
王导在江东人气越足，也就越不招司马睿待见。
王导心里也很不爽，但依他的性格，绝对不会跟司马睿产生正面冲突，他喜欢低调处理这类棘手事——继续在私下跟同僚拉帮结派，他很清楚，只要同僚挺自己，司马睿肯定拿自己没辙。但这种局面却让王敦忍不下去了。王敦能如此得势，全因为有王导在朝廷里撑腰，他绝不能坐视王导被皇帝挤对不闻不问。
老弟为人太软弱，还得靠我出马才能解决这糟心事。
于是，他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疏为王导申冤。奏疏大意如下：“我记得陛下您说过，‘咱们三个（指司马睿、王导、王敦三人）应该成为像管仲和鲍叔牙那样的挚友’，这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也相信昔日的恩情不会随着时间消磨……如今世道荒弊，人心躁动。王导又担负着辅弼重任，难免被佞臣诋毁，如果您听信谗言，肯定会引起臣子疑虑，到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
这话毫无疑问是警告司马睿，如果你敢再挤对王导，有可能激发政变。这封具有威胁性质的奏疏，在送达皇宫前却先传到了王导手里。
王导很愁。
前面讲过很多关于王导、王敦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彼此做后盾，联手控制东晋军政大权的事迹。然而，王导和王敦并不属于一类人。王敦是权臣，他嚣张跋扈，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来。王导也是权臣，他认为人不能什么都豁得出去，什么都干得出来。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导和王敦的一个小故事。
一次，王导和王敦到石崇（“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家赴宴。石崇有个规矩，婢女劝客人喝酒，若客人不喝就要把婢女杀掉。王导为保住婢女的命，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王敦则坚持不喝，直至石崇杀了三个婢女都无动于衷。事后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道：“他杀自己家人，关咱们什么事？”
前文曾讲过这故事在《晋书》中的另一个版本，只是石崇变成了王恺。无论石崇（或王恺）劝酒杀婢女是否属实，从中不难看出王导和王敦两兄弟迥异的性格。
王导只想当一个温和的权臣，凡事都尽量避免采用过激手段。
“王敦添什么乱？再这么闹，指不定会惹出多大麻烦。”
他把王敦的奏疏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希望能息事宁人。
然而王敦不依不饶，二度上奏。最终，这封奏疏还是送到了司马睿手里。
司马睿看毕，脸色煞白，冷汗直流，他不只是生气，更多的是害怕。他心知王敦绝非虚张声势，再跟王导斗气，意义不大，如何克制王敦，才是当务之急。
插手湘州
丹阳尹刘隗给司马睿出了个主意：“陛下得挑选些心腹臣子出镇各地，以对王敦形成掣肘。”
司马睿当然也想，可是，基本上整个江南，包括江州、湘州、荆州早都被王敦控制得死死的，要想插手谈何容易？司马睿只能等，等待契机的出现。
与此同时，王敦也意识到司马睿对自己的敌意，他开始加大力度往各地渗透势力。
公元320年夏天，梁州（侨州）刺史周访死了。王敦上奏朝廷，让湘州刺史甘卓转任梁州刺史。甘卓出身江东豪族，这些年历经战争，但非王敦嫡系。王敦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要削弱甘卓的实力；二是要把真正有价值的湘州刺史之位腾出空，好借机转手给自己人。
甘卓不是王敦嫡系，同样也不是司马睿嫡系，于是，让甘卓转任梁州刺史的委任状很快获得朝廷的首肯。甘卓离开湘州，屯驻到了荆州襄阳郡，管理临近几个县的梁州侨民。
湘州刺史的职位一空，王敦的机会就来了，同样，司马睿的机会也来了。
紧接着，王敦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心腹幕僚沈充担任湘州刺史。按以往的惯例，这事再简单不过，因为朝廷里有王导撑腰，但凡是王敦推荐的人没有通不过的。可这一次，王敦失算了。
让沈充担任湘州刺史的委任状久久没有批下来。因为湘州刺史正是司马睿唯一的救命稻草，任凭王导怎么说，他愣是把这事压了下来。他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湘州刺史人选。
深夜，司马睿召见谯王司马承。这位司马承即是“五马浮渡江”中的其中一马，他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的孙子，论辈分算是司马睿的族叔，官任左军将军（皇宫禁军中层将领）、散骑常侍。
司马睿开诚布公道：“王敦有叛乱的苗头，我想让叔父担任湘州刺史来制衡他。”
司马承想了想，答道：“臣临危受命，不敢推辞！不过，湘州曾因杜弢聚众起义，搞得民生凋敝，臣屈指算来，需要三年整顿军务，如果时间仓促，臣就算拼了老命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司马睿有点失望，但他还是相信司马承的忠心，遂顶着群臣的压力，于公元320年底正式任命司马承为湘州刺史。不仅如此，他又给司马承加了一磅，让司马承兼任湘州都督。也就是说，司马承一手包揽了湘州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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