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郡太守权势过重，建议取消郡制，只保留州和县，这样不仅能提高行政效率，还可以限制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
其三，改革服饰车舆制度，严格限定级别，禁止奢华逾制，改善社会风气。
夏侯玄这篇议论原文甚长，名为“时事议”。《时事议》中的三项改革，其主旨无不是强化中央权力，矛头更直指士族。不用想也能猜到，夏侯玄的满腔热血根本得不到支持。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夏侯玄正是曹爽的喉舌。若曹爽只顾沉溺于物欲，夏侯玄又怎会说出禁止奢华的话？
根据《春秋》中的礼法规定，皇帝驾崩后必须等到第二年才能改元。于是，在公元240年，也就是曹叡驾崩的翌年，2月8日，正值农历立春这天，魏朝宣布改年号为正始。随着正始年的开始，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也将正式拉开序幕。正始年会持续十年之久，这十年将成为魏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正始年：樊城解围
魏国在曹爽和司马懿共同执政下度过了两年，这表面上的平静突然被吴国打破了。
正始二年（241）夏，吴帝孙权派出四路大军分别入侵魏国扬州和荆州境内。
第一路，全琮攻打扬州淮南郡；第二路，诸葛恪攻打扬州庐江郡；第三路，诸葛瑾、步骘（zhì）攻打荆州襄阳郡以南；第四路，朱然攻打荆州襄阳郡以北。
首先说第一路，全琮进军至淮南郡的芍陂（今安徽省淮南市以南四十公里处）。这个时候魏国的扬州都督名叫王淩，他没用几天就把全琮击退，结束了芍陂之战。顺便提一句，这位王淩正是几十年前刺杀董卓的汉末名臣——王允的侄子。王氏家族是个极其庞大的家族，称为太原王氏，这一家族，包括王淩都会在后面的故事里占据重要分量。而芍陂之战在多年后更会牵扯进一场惨烈的吴国政坛倾轧，在此留下伏笔。
全琮败退后，另外两路——诸葛瑾、步骘与诸葛恪也都无功而返，唯一对魏国造成威胁的只剩下吴国名将朱然这支军队。
此时，朱然已经成功包围了襄阳郡重镇樊城。
魏国荆豫都督夏侯儒并不在樊城驻扎，他收到樊城军情告急，火速出兵救援，但进军至樊城七里远的地方却停住了脚步。
“驻军！鸣鼓示威！”
樊城守军见到远处夏侯儒的大军顿时士气高涨。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夏侯儒根本没打算跟吴军开战，只是摇旗呐喊而已。
鸣了大半天鼓，夏侯儒撤离战场，樊城守军傻眼了。第二天，夏侯儒又这样敲锣打鼓地来，敲锣打鼓地去。一连数日，到最后，无论魏军还是吴军都不再搭理夏侯儒，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支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的啦啦队。
樊城战事进入胶着状态。
远在洛阳的朝廷不能这么干等着。公卿展开讨论——到底该不该派中央军救援？
不消说，这又是司马懿与曹爽两派的吵架干仗。
曹爽认为樊城守备坚固，夏侯儒又在城外牵制吴军，以目前的形势看，吴军很快会撤退，没必要出动朝廷中央军。
这次，司马懿不再保持缄默，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积累战功的机会，当场站出来驳斥曹爽：“边境军心不稳，朝廷不能袖手旁观！臣决定亲自率军救援樊城！”
或许曹爽的判断没错，但很遗憾，他没有机会去验证了。几天后，司马懿率中央军出征。
司马懿抵达樊城后，朱然连夜撤军。司马懿对吴军展开掩杀，取得巨大战果。因为此项战功，他受朝廷赐封五千户食邑，算上之前的食邑，总计高达一万户。另外，司马家族子弟十一人都被封侯。
这里大概介绍一下食邑与俸禄的区别。俸禄即薪水，与官位挂钩，做什么官拿多少俸禄，有严格规定不能乱改。食邑则是官员立功后的额外奖励，即一块地区老百姓的税租，这相当于分到了国家的原始股，永久享受股份红利。一万户食邑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让我们列举几位魏国重臣的食邑数量就清楚了。
在王淩之前的扬州都督名叫满宠，他是四朝老臣，镇守扬州淮南郡十余年，一生战功累累，死前食邑九千六百户，这个数额曾是魏国所有功臣中拔尖的；以机智变通著称，在雍州多次成功抵御诸葛亮的名将张郃死前食邑四千三百户，远远超越与他齐名的张辽、徐晃、乐进、于禁，也算魏国中型股东。
再来说那些宗室重臣，曾手握扬、豫、荆三州兵权的曹仁死时食邑三千五百户，他在同族重臣中拔得头筹；曹丕临终时托孤的四位辅政重臣里，曹真死前食邑二千九百户；曹休死前食邑二千五百户；陈群更少，他在曹叡即位时一千三百户，后来直到死都没再增加过，这完全是因为他处处跟曹叡作对。
最后不得不提那些可怜的曹氏藩王。其中命运最跌宕起伏，最受曹叡信任，又主动弃权的燕王曹宇，在往后几十年中累次追加食邑，死时达到五千五百户，位列藩王之冠。其他藩王基本维持在两三千的水平。
由此得知，司马懿这一万户食邑不仅超过当时所有顶尖的功臣名将，更远远超越所有曹氏藩王，绝对算得上是魏国大股东。而樊城一场胜仗就给司马懿带来了五千户的食邑，相比其他功臣毕生才积累几千户（事实上，司马懿之前打过无数胜仗，也只有五千户食邑），这实在太不正常了。究其原因，只能说朝廷里有一大票人在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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